记者调查，中国水危机令人担忧
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干净的水只剩下眼泪，谁还能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中国正走在工业化的大路上，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在享受工业化之福，也在品尝工业化之祸。今年以来，水污染事件频频爆发，无锡太湖蓝藻爆发等一系列事件震惊全国，此后，滇池、巢湖、沭阳等等事件此起彼伏。有关水受到的新闻，让人惊秫，又让人麻木。
日前，环保总局对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限批”，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水污染事件的“密集高发期”。
水的污染造成的是一系列的后果：“癌症村”已经泛滥得不再是新闻，可如果将从南到北的“癌症村”连接起来，那是别样的中国地图；受到污染的延伸到了地下，山东聊城一些村庄里提出来的地下水竟然是黑水；干流似乎安然，可支流却变成了“污水沟”，无数条污水沟汇聚成了散发着异味的大江大河……
这次的策划基于中国愈来愈严峻的水环境现实，基于工业化的中国所带来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工业文明与传统人文生存环境的冲突。
我们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对高污染、水问题突出的区域做重点采访，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南北方不同地区的水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努力厘清多年以来水问题病根。将通过调查、访谈、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成规模报道，力求在国内形成有影响、有高度的报道，力争推进中国的环境治理，在政策层面推进改革。
中国水危机
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出警告！一个基于我们的记者行走于中国江湖的新闻调查，一份紧急的报告！
从炎炎夏日开始，到深秋叶落，本报多位记者跋涉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行走于太湖、滇池，从众川之祖的青藏高原，到渤海、黄海之滨，从流淌于大地上的河流、湖泊、近海，到藏于地层的潜流，进行了全方位的、持久的、缜密的调查。
你会看到，今天中国的水系是如何的千疮百孔，如此的岌岌可危，又是何等的悲怆可怜。
对于水，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极尽誉美与阿谀之词，它孕育了人类的文明，赋予了人类生命。每一滴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诞生的时候，它们都是一样的：晶莹、剔透、纯洁而冰凉。但当它不再荡起浪花、浊臭如漆时，水何堪以为水，水何堪以为美。
水之危机不是孤立的。由水危机带来环境危机，带来的人、动物、植物，包括所有的生命的生存危机，进而扩展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危机。
这是中国的困局：贫困———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发展”是无法忽略的要求；但“限制”是一条救赎之道。取与舍，迂回与前进，崛起与沉伏，循序与无道，竭泽而渔还是涵养山川。怎样对待一滴水，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关涉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
河川之危，无异于国家民族之危。水，以其柔软和无形，将中国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前面有两条路：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
或许，正是因为前途无路，才需要找一条路。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设想，让我们看到，充满发展渴望的中国，正在思考，正在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星空灿烂，嫦娥一号遨游于星海之中。它应该向地球多看一眼的，那个将它送上天际的星球，那一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
人类抢先知道了只属于上帝的秘密：地球是已知的被大气、水、土壤覆盖的唯一的星球，在宇宙中，它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我们所有的生命都生活在一个系统中。而这个系统一旦破裂，将难以弥合。
拯救水，拯救江河湖海的美丽，是我们无法逃避无可辩驳的使命与命运。
中国水危机之一:污染严重,近海生态已近崩溃
提要：经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污染日益严重，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尤其是“水”，正如《南方都市报》在开篇中所说：今天中国的水系是如何的千疮百孔，如此的岌岌可危，又是何等的悲怆可怜。南方都市报历时数月，走遍全国，获得第一手资料，推出《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腾讯新闻也将对此给予持续关注。本文是第一篇报道：中国近海生态已近崩溃。
7月19日,山东滨州,渤海湾。几个捡海贝的渔民正在休息。远处是工业区的烟囱。
中国水危矣！
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出警告！一个基于我们的记者行走于中国江湖的新闻调查，一份紧急的报告！
从炎炎夏日开始，到深秋叶落，本报多位记者跋涉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行走于太湖、滇池，从众川之祖的青藏高原，到渤海、黄海之滨，从流淌于大地上的河流、湖泊、近海，到藏于地层的潜流，进行了全方位的、持久的、缜密的调查。
你会看到，今天中国的水系是如何的千疮百孔，如此的岌岌可危，又是何等的悲怆可怜。
对于水，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极尽誉美与阿谀之词，它孕育了人类的文明，赋予了人类生命。每一滴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诞生的时候，它们都是一样的：晶莹、剔透、纯洁而冰凉。但当它不再荡起浪花、浊臭如漆时，水何堪以为水，水何堪以为美。
水之危机不是孤立的。由水危机带来环境危机，带来的人、动物、植物，包括所有的生命的生存危机，进而扩展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危机。
这是中国的困局：贫困———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发展”是无法忽略的要求；但“限制”是一条救赎之道。取与舍，迂回与前进，崛起与沉伏，循序与无道，竭泽而渔还是涵养山川。怎样对待一滴水，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关涉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
河川之危，无异于国家民族之危。水，以其柔软和无形，将中国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前面有两条路：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
或许，正是因为前途无路，才需要找一条路。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设想，让我们看到，充满发展渴望的中国，正在思考，正在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星空灿烂，嫦娥一号遨游于星海之中。它应该向地球多看一眼的，那个将它送上天际的星球，那一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
人类抢先知道了只属于上帝的秘密：地球是已知的被大气、水、土壤覆盖的唯一的星球，在宇宙中，它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我们所有的生命都生活在一个系统中。而这个系统一旦破裂，将难以弥合。
拯救水，拯救江河湖海的美丽，是我们无法逃避无可辩驳的使命与命运。
专题统筹：《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记者 喻尘 采写：特派记者 喻尘 摄影：特派记者 韩一鸣
江苏一海边村庄,正在清理枯萎禾苗的农民和田间水渠里的死鱼,农田旁便是导致水域污染的化工厂。
海洋正在死去。中国的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鱼儿越来越少，鱼苗难以长大，海水日渐浑浊，连空气也变得难以忍受，曾经富裕、热闹的海边开始成为不宜居住之地。逃离海岸线的故事正在苏北至山东的若干个海边小镇上演，离开海岸线的情绪不知何时从北向南蔓延。当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有毒的污染物又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大海，正在变成危险的地方。
鱼儿哪去了
渤海湾的天下鱼仓已经快要颗粒无收，“多少鱼都被呛死了，没了鱼，人也快死了”
2007年7月3日，53岁的徐法海将60万尾牙鲆鱼苗放入渤海湾。这已是人称“全国义务增殖放流第一人”的山东省招远市渤海养殖育苗场场长徐法海的第三次义务放流。
此前，徐法海已经放流过80万尾牙鲆鱼和3668万只海蜇苗。
这个月，北京
一家大连
王书全按照老板的吩咐寻遍京城几大海鲜市场，试图找到合乎顾客口味的海货。“全是养殖的，现在哪里还有真正海里的？”几天下来，他并没有寻找到称心的货源，“从天津
“现在连鱼子鱼孙们都捞起吃了，大的鱼几乎看不见，如此下去，子孙后代们的饭碗怎么办？”靠海为生的徐法海前几年的生意并不差，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资产，“可是，大海不像以往那么富有了。”渤海湾的天下鱼仓已经快要颗粒无收了。
山东省寿光市羊角渔港的河汊子里停泊了更多的渔船，这个号称渤海第一渔港的小镇大街上刮着咸咸的海风，悬挂了国旗的数百条渔船是这里的风景，挤满了不宽的小清河河道。“市场快停了，没有鱼，还要这个渤海第一渔业市场干什么？”渔民王大有举着沉重的铁锤，重重地敲打甲板上的铆钉。
招远市和寿光市分别在莱州湾的东西两侧，徐法海放流的海鲜苗或许能够到达这里。“可是，那些苗能长大吗？”王大有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如果能，那些苗按照徐法海的计算，将为这里的渔民带来价值3700多万元的收入。
2007年6月13日，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消息，山东省海域的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和胶州湾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这是渔民担心鱼苗可能长不大的原因。“多少鱼都被呛死了，没了鱼，人也快死了。”山东省海洋渔业厅的监测显示，莱州湾、胶州湾和渤海湾南部的黄河口等重点海域局部污染依然较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渤海湾及莱州湾的近岸港口、黄河、小清河、章卫新河等入海口
上游来的黑水
“脏死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份的污水，大部分流经这里入海”
“有一次，我带着人去上游辛集镇关闸，差点把一个姓杨的主任扔到河里。”黑矮又壮实的侯宝友提起去年的一次冲突，激动起来，“他们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侯是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水沟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靠打渔为生。
水沟村就在漳卫新河的入海口，一村2000多口人靠着大海为生。“1995年以前，这条河的水可以饮用，现在，连庄稼都不敢喝，鸭鹅碰上就死。”侯宝友说，从海里打上来的鱼，“一抖鳞全掉了，捞上来鱼就是死的。”“渔网在海里放下去，收网时沉得拉不动。”不是鱼多得让渔网如此沉重，而是黑乎乎的油污和杂物挂满了渔网，白色的网线一下就变成了黑色。
一位信姓村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烧了一条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鲈鱼，客人夹一块鱼肉送到嘴里，扑鼻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柴油味。
无棣县有两条长约70公里的贝壳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贝壳堤，是鸟类迁徙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衍地，也是研究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贝壳堤岛形成等环境演变以及湿地类型的重要基地，在我国海洋地质、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类型研究中地位极其重要。
可是，污染让贝壳停止了生长，贝壳堤名存实亡。
这几年来，这个山东省滨州市最早的小康村人均收入一下子从一万多元直线下降为两千来元。
无棣县小泊头水质监测站一次对漳卫新河入海口水质监测显示，COD（化学需氧量）含量达到159毫克/升，几乎是五类水质的4倍，属重度污染；水中的溶解氧多年一直为0，水中生物丧失了生存条件。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调查，漳卫新河污染主要来自河南、河北和山东的部分城市。其中省外的污染占82%左右。山东省内临清、德州两市的污染占18%.
不少山东地方官员和群众表示，漳卫新河的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主要原因是其“跨越几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沿海几大著名河流的入海口成了共性。
去年夏天，侯宝友带了几十个村民，来到漳卫新河上游几十公里处的河北省黄骅市辛集镇，要求关掉辛集闸。漳卫新河上的这道水闸正好将山东河北两省分开。侯宝友带着队伍冲到了辛集闸，“他们喊来了警察，我们什么都顾不上了，不关闸，我们就没法活。”
侯宝友与护闸的河北一方差点动了手，但闸还是没有关掉。“没办法，我只好带着18条渔船到江苏连云港、盐城等海域打渔。”
“我们还打不到鱼呢，他们来，也不行。”2007年7月15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渔港，渔民单海兵正在和几个渔老板闲在海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狭小的空间弥漫着男人的汗味，大海的咸味。4个人在打牌，另几个人喝着啤酒。黄海就在这间屋子的东面十几米处。百多艘铁皮的船停靠在一个狭窄的港湾里，一挂鞭炮急急响过，一只船形只影单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又打不到鱼。”单海兵喝了一口啤酒，冲着海嚷了一句。虽然休渔了，但总有大胆的渔船冲过海禁线。他比划着说，“能打到些虾皮就不错了。”
燕尾港比起水沟村更好不到哪里。单海兵的脚下是灌河、沭河、黄河古道等五条大河的入海口，夏季丰水季节，西南望去，一条条大河张开了嘴巴，绵延几十公里的入海口水面与大海连在一起。
“脏死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份的污水，大部分流经这里入海。”单海兵和侯宝友一样抱怨，“以前，我一条船能收入四五万元，现在只有几千元，鱼虾是一点都打不到，只能搞些虾皮。”
在燕尾渔港里开着一间小店的陈老板，向客人回忆着他和这个渔港的辉煌过去。“每天都能发六七辆车到天津港，装船后运到韩国、日本。”他念叨着，如果在10年前，日本的小桥君和韩国的朴先生这个季节就要给他打来电话，“那时打上来最多的是螃蟹、对虾，每个船都一天能打七八百斤。”对虾七八角一斤，后来涨到两三元，再后来十多元，一路涨上来，如今的对虾价格已达几百元。
有价无货，去年，整个燕尾港出产的对虾不到200斤。
逃离海岸线
不走，连人也快活不成了。苏北的海滨村镇的居民普遍面临着这样的苦恼，“我们怎么办？家园就这样抛弃吗？”
水沟村的渔民洗去腿上的污水，准备上岸。
“到外面打工去，大海是靠不住了。”侯宝友说。曾经热闹的渔村荒凉了，离开海岸线的情绪不知何时从北向南蔓延，还是何时从南向北由海风飘送过来。水沟村里看不到了收购海鲜的外地客商，本地船家请来的上千帮工，甚至在此居住多年的住户也正逆着大海的方向，搬到了无棣城里。
“走的都是有钱人，我们这些没钱的，还得守着脏了的大海拼。”信家老人说，“反正，以前这个村子就是天南海北的渔夫们凑起来的，散了就散了吧。”
这种悲凉的逃离情绪同样体现在江苏燕尾港。2007年7月14日，燕尾港居民王文斌开车路过燕尾港中学，往大门里探了下头。他的儿子在这所学校读书。“下学期肯定在这里读不成了”，他看到教学楼已经拆去，校园变成了一座废墟，砖瓦遍地。“原来这所学校加上小学有六七百学生，全镇的孩子都在这里读书。”
出学校大门不远，就是时而巨浪翻天时而平静如镜的黄海，海的腥味穿过了高高的芦苇荡，几只海鸟哑着嗓子，在废墟上扑棱着翅膀。
“今年以来，有学生反映上课时头晕，很多孩子都住院了。”王文斌家的孩子也住了院，医生的检查结果是吸入了过多有毒气体。
就在临近2007年暑假时，学校通知学生，一律转往距此地十多公里远的灌西农场学校，所有的老师也得转过去。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住户了，听说所有的居民都要搬到战备路（沿海公路）附近的一个新建居民小区。”王文斌说，如果不搬，味道实在难以忍受。
曾经繁华，船来船往，热闹异常的燕尾海滨万人小镇，或许就要消失了。
逃离大海的情绪还在弥散，燕尾港南边40多公里远的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民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头罾村是靠海最近的村庄，再往东去除了苏北几大盐场，就是滩涂和大海。
“5年内，头罾村民得全部走人。”村民季先生说。县里已经有规划部署，全村搬迁，拿到补助款之后，可以选择到滨海城里居住，也可稍微后靠到新建居民小区。
季先生就坐在他家院子大门口，妻子和几个妇女闲聊着。“再搬，就是第三次搬迁了，真不想再折腾了。”季担心补助的钱不够他到其他地方安顿家人的费用，“2003年才搬到这里，房子是按每平方米150元给的。”
“不搬走也无法生活，养的螃蟹年年死。”季家养过70多亩水面的螃蟹，“2001年以来再没养成功过，一年就赔掉几万元。”螃蟹不能碰这里的水，一碰就死。
“有一年征兵，这里的年轻人全部是肝大，没有一个合格的。”季先生说，不走，连人也快活不成了。
苏北海
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接连把这样的短信发了6条。
如果这些沿海的村镇撤离大海，苏北至山东，将有多处近海处留有“无居民区”，甚至，在苏北的盐城、连云港上百公里的狭长近海区域，可能留下的将只有海鸥、芦苇和滩涂。
化工剿杀海洋
能钻进一个成年人的粗大排污管道，沿着海岸线随处都是
逃离不仅是在躲避远道而来的河流上游黑水。
单海兵来到海边，指着海面说，“仔细看，这里的颜色和别处是否不一样？”是的，那一块水面比别处要暗、要红。
“这是一个大排污口，上面的工厂从厂里埋过来的。”他说，每天下午是放污水的高峰，“从这里连着大海，很远的水面，都是红色的，每天如此。”单描述着，像这样能钻进一个成年人的粗大管道，沿着海岸线，随处都是。
沿着管道上溯几公里，出现了成片的化工园区。王文斌经常开车路过这里。“这里有响水县、灌南县、连云港市三大化工园区，入驻的化工厂已经有上百家了。”连云港市的官方资料显示，到2008年，这里将形成达200余家大中型化工厂聚集的超大级化工园区。
“建工业园区时，开过党员会，我是党员也参加了，当时我们就问建工厂对村子有无影响。干部说没有。”灌南县堆沟村74岁的老人陈宋法扫完化工园区的大街回到家中，他一天的劳动可以得到5元钱的报酬。
“对村子没影响是假的。我们潮河的水每天都是通红通红的。群众有苦没处说，抱怨我们党员拿了工厂的钱。”老人最愤恨的一件事情是，化工园区的人竟然对上告排污水企业的百姓进行了陷害，包括他的侄儿陈兆兵。
“他们从村里的河里取了水样，送到外面检测后，发现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园区的工厂赔偿4万块钱。”陈宋法说，“化工园区管委会以这个为由，反告他们敲诈。”一些村民因此被关了半年，从此，村民们对化工园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因告状坐了牢的，不单是堆沟的村民，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支部书记贺红士至今还服着两年有期徒刑。“他带着老百姓告状，阻止建化工园区，为老百姓坐的牢。”头罾村民周林说。2007年7月7日，盐城沿海化工园区的吉华九分厂发生氯气泄漏，把周林在中山河边辛苦种的大豆全部熏死，“这已不是第一次，3月份，我养的鱼被污水全部毒死。”
他的妻子在一边哭诉着，化工园区不久前拆掉了他家的房子，如今，庄稼、鱼、房子全没了，他不知该把妻儿安置在哪里。
筹划着第三次搬迁的头罾村民季先生冒着雨，又一次察看化工园区的排污沟。那是一条10多米宽的人工运河。“从化工园区通到大海，有十来公里长呢。”季先生在一个桥上停下来，再往前就是大海了，桥下深褐色的河水死了一般，慢慢东流。
不仅是苏北。向南，是从浙江沿海到苏中密密分布的工业园区，向北，从江苏赣榆向山东的胶州半岛延伸，是青岛
化工园区的道路还在与排污运河平行着向大海延伸。巨大的厂房仍在建设，已经投产的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搅碎了海滨的宁静。
这种声音穿过了从盐城头罾到连云港燕尾港、赣榆的弯曲海湾，绵延不绝。
不能吃的海盐
陆上的有毒污染物经河流入海，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又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
贝壳死了，鱼死了，当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大海里的盐还能吃吗？
2003年12月，福建厦门
然而，人们对大量陆上污水排入大海，导致大海受污，影响海盐生产质量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
2006年12月，广东省汕尾
检查组在该市陆丰检查时发现，一些盐场晒盐的海水很浑浊；有的盐场附近的海水受工业污水污染，水质较差。
广东省湛江
陆上的有毒污染物经河流入海，毒死的不仅是海洋生物，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人们自己排放的毒果经过循环之后，可能又回到了制造毒果者的体内。
江苏省银宝盐业公司下属的新滩、灌东、头罾等几大盐场就与盐城、连云港几大化工园区为邻。一块块方格状的盐田与排放着污水的工厂隔墙相邻。
“我们生产的海盐早就不用做食盐了，全部只能作工业用盐。”守着高高的盐山，新滩盐场的老王看着红红的卤水，“卤水从大海里抽上来，要经过几道工序才到这里，可就是这样，我们也担心不干净。”
在太阳的照射下，白花花的盐粒从卤水里长出来，像一朵朵小花。
2004年2月，化工园区刚刚建设时，时任江苏省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的王德善有次在银宝公司的讲话上，专门提到了由于受工业污染的影响，海盐生产质量和数量都在急剧下降。
“我们是不吃自己生产的海盐的，我们也买外边公司生产的盐。”虽然自己盐场所在公司也生产加碘盐，但老王看着一天天扩大的化工园区，不免心有余悸。
从前，黄海里有一种虎头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灌河是江苏海岸线唯一没有建河闸的河流，这是为每年虎头鲸向洪泽湖洄游产卵准备的。
可是，2005年后，虎头鲸再也没有来过。
下一个渤海是谁？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多位海洋专家估计，如果要使渤海“复活”，要用200年时间
几天之前，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村民周文重再次发来沉重的短信：“我们怎么办？”
焦虑的不只是他一个人。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再次呼吁加快渤海区域性环境保护立法进程。
“环渤海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之一，渤海的生态环境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近海海域局部污染严重、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局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趋于枯竭，赤潮、溢油等海洋环境灾害频发。”高之国忧心忡忡。
据他掌握的数据，渤海是国内污染最严重的海域，每年遭倾倒57亿吨有毒的肮脏废弃物与20亿吨固体废物。北京与天津的一些海鲜店，已不再购进污染地区的水产品。注入渤海的53条河流已经有43条属于严重污染。
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环渤海水域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的大约两千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内已经没有鱼类生存。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通报显示：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有增无减，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水质量持续恶化，渤海沿岸减排压力尤为突出。
这份报告称：“对全国500多个陆源入海排污口的排污状况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实施了全面监测。约77.1%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四个海区中，黄海沿岸超标排放的排污口比例最高，达82.8%，东海79.8%，南海73.0%，渤海71.7%.
“排污口日平均排海的污染物总量为9230吨，比上年同期增加6.7%，主要原因是部分排污口排海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Cr）浓度较去年同期增高；排海污染物中，约有41.6%进入海水养殖区，只有10.9%排入排污区。”
2007年7月，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了《山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公报称：“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和胶州湾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近岸港口、黄河、小清河、漳卫新河入海口和沿海企业排污入海口等周围海域污染较重。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比较脆弱，莱州湾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黄河口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水体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和生境改变等。”
受污的海洋对于山东省创造“海上山东”的计划，将会是最大的障碍。
2005年8月22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发布了2004年度《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监测结果表明，2004年该省近岸污染面积较上年增加了4980平方公里，近岸海域的I类水比例则从2003年的20%猛然下降，仅剩下4%.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高之国希望通过立法让渤海复活。
多位海洋专家估计，如果要使渤海“复活”，要用200年时间。
从正在大兴土木的化工园区和一江黑水向东流的情景来看，任何一个中国海都有成为下一个渤海的可能。
中国水危急之二：化工厂“制造”四川污染最严重河流
沱江同时也是四川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几年前，这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从干流到支流均是“劣五类”水质。若认真追算它的被污染，并非从2004年那次被称为“中国自唐山
2000吨纯氨氮泄漏沱江，影响百万人停水近4周。一位环保官员告诉记者，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排，单单这次被曝了光
临近沱江的养马区、城关区、平泉区，肿瘤的死亡率是稍远的平泉区、贾家区的2倍
在自贡、富顺，早年参军体检时，都必须把肝功能指标放宽。在当地环保局，记者得到了证实
持续关注南都水危机系列报道 之一:污染严重,近海生态已近崩溃
专题策划：《南方都市报》记者 喻尘 专题统筹：首席记者 南香红 记者 喻尘 采写/摄影：特派记者 杨传敏 网络支持： 腾讯新闻 >>查看南都电子报原文
沿岸分布的化工厂使这条长江的重要支流生态一度濒临崩溃
在运水车前拥挤等水的居民。2004年2月下旬,四川化工集团直接排放高浓度氨氮废水2000余吨入沱江,从3月初起影响百万人停水近4周。(资料图片)
沱江支流釜溪河上的鸿鹤化工厂,排污完全依靠门口那条孱弱的釜溪河。
沱江，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之一，流经成都
2007年8月中旬，记者从毗河而下，沿沱江，从干流走到支流，走访成都青白江区、简阳、内江、富顺、自贡几地。调查发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业布局，对这条江河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沱江两岸城市，工业大多沿江分布，在那些深藏的支流，在还没有地表水标准、没有环境意识的年代里，出现了一个工厂就能严重污染一条江河的布局设计，比如川化之于毗河，再如鸿鹤化工之于釜溪河。
而今天，历史仍在重演，沱江之上，彭州正在筹建的80万吨乙烯和千万吨炼油工程，可能会给这条长江的重要支流带来新的灾难。
污水养鱼的赌博
一股米汤一样的白水，从上游席卷而下，几千个网箱里，没剩下一条活鱼
在2007年最大的一场赌博里，老曾输得很惨。
8月20日，沱江最大支流釜溪河。老曾，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一个普通农民，住在釜溪河边，家里四口人，不足一亩地，只好在河里养了20箱网箱鱼。老曾的隔壁、他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做这个营生，在沿滩区，有2000多个这样的网箱。
2004年，老曾从新疆打工回来，就做上了这个生意。釜溪河常死鱼，老曾不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决心冒这个险。刚开始，他不敢多投入，直到2006年，看钱赚得多，他才把前两年卖鱼赚的钱都投进去，等待着2007年的收获。
结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今年6月19日，一股米汤一样的白水，从上游席卷而下，从沿滩区到下游数十公里的富顺县邓关镇，几千个网箱里，没有剩下一条活鱼。
三年的辛苦都白搭啦，老曾捶胸顿足，“还要给娃儿交学费呢”。他并非忽视了污水养鱼的风险，在釜溪河，养鱼本来就是一种赌博，损失已包含在这场赌博之中。
没有人统计沿河网箱鱼的损失，从沿滩到邓关，农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因为按照沿滩区在此之前挨家挨户发布的责令整改通知，盐滩网箱养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属于非法养殖。
釜溪河水是劣五类，不能养鱼。沿滩区环保局副局长许元和曾无数次耐心向渔户们解释，养鱼污染环境，养出来的鱼也不卫生，水务局不予批准，所以釜溪河养鱼属于违反渔业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而且，许元和说，根据环保监测，死鱼当天，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所以，农民指称的上游8公里以上，鸿鹤化工污染导致死鱼，没有事实依据。
知难而退，釜溪河渔民作出了他们认为最理性的一个选择，不索赔，但继续在釜溪河上养鱼。而当地政府也作出了唯一的选择，不强令拆除，但反对。
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与污染赌博，这早已成为老曾他们的正常生活。
一个厂让一条河沦为了劣五类
即使是丰水期，也很难想象这条小溪流能容纳满地污水、厂区周围尘埃扑鼻的鸿鹤化工
在这一场场赌博的背后，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背景。早在1992年，釜溪河就是一条劣五类河流，它流经四川最重要的化工基地之一———自贡。然而，就是这条在8月丰水期都只有6吨/秒流量，比一条农业灌溉渠大不了多少的河流，装载了一个千年盐都的工业理想。鸿鹤化工、张家坝化工、炭黑厂、东方锅炉厂，这些三线建设期间就搬来釜溪河沿岸的工厂，是自贡的经济支柱。
早在公元前，自贡就开始了井盐开采，近代，井盐成为氯解化工的重要原料，1958年，原为自贡化学工业局下属单位的鸿鹤化工厂成立。
今天，这个庞然大物仍然匍匐在釜溪河一侧，巨大排污口则暴露于河滩之上，相形之下，釜溪河只是一条孱弱的小溪流。
一面是运转不停的机器，一面是在枯水季节几乎静止的水流。即使是记者到达的8月丰水期，也很难想象这条小溪流能容纳满地污水、厂区周围尘埃扑鼻的鸿鹤化工。
“事实上这个厂排放已经基本达标”，自贡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高裕君说，鸿鹤化工过去几年，已经把氨氮从每年3000吨减排到几百吨。
但釜溪河最大的问题在于缺水，高介绍说，今年四川冬春连旱，是罕见的大枯年景，在自贡市区饮用水源之一的双溪水库，抽水机已经抽到了死水位下400米。连人吃的水都没有，更谈不上任何环境容量。
统计表明，釜溪河年均径流量为5.88亿立方米，以鸿鹤化工每年排几百吨氨氮计算，这个工厂将给这条内陆河流贡献大约10mg/L的氨氮浓度，也就是说单是这一间工厂，就使釜溪河超出了2mg/L的国家V类地表水标准5倍，沦为了劣五类。
即使达标排放，一条支流也不能承载一个工厂，这是一目了然的。
污染越来越重，水却越来越少
几年前，沱江干支流均是“劣五类”。这条孕育了巴蜀文化的河流，在现代却成为了四川盆地城市群的下水道
釜溪河的困境正如同整个沱江的缩影。
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从“一五”“二五”到“三线建设”，国内投资在计划经济年代，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西移过程。比如青白江的川化集团，即是1956年的四川化肥厂，是“一五”期间扶助西部农业生产的重点项目。其间，四川兴起了大量专业的工人镇，比如青白江区，即是专门为了川化设立的。
而这些老型国企，到了近20年，大多成为当地的支柱性行业。比如德阳的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自贡的东方锅炉厂这“三东”，被称为西部能源的支柱。
在沱江汇入长江处的泸州市，因富裕的天然气矿，培养出泸天化工。富顺的晨光化工、仁寿的东方红纸厂、泸州老窖……沱江沿岸在古代是著名的棉糖产区，在现代形成了西部最庞大的工业群落之一，流域境内共有成都、资阳、内江、自贡、泸州5座大型城市，大、中型工厂多达千余座，是四川省工业最集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河流。
然而沱江同时也是四川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几年前，这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从干流到支流均是“劣五类”水质。若认真追算它的被污染，并非从2004年那次被称为“中国自唐山
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它的被污染达到了巅峰，黑褐色的江水，滔滔不绝，没有人去碰这江水。这条孕育了巴蜀文化的河流，在现代却成为了四川盆地城市群的下水道。不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未达标就排放的工业废水，源源不断下排，从一个城市的自来水管进入下水道，再进入另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厂，然后再转入一个下水道。如此循环反复，脆弱地支撑着这个发展迅速流域的工业文明。时至今日，仍然有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没有建成，比如简阳和富顺，而大部分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极其有限，比如据自贡环保局介绍，这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每天能收纳8万吨污水，但超负荷运行也只能处理6万吨。
而它的上游来水，却从十年前开始，逐年偏枯。记者从简阳和内江两市环保局了解到，沱江来水，比十年前减少非常明显。除了1998年和2002年涨洪水的特殊情况外，近十年几乎没有汛期，即使是丰水期，流量也不到原来的一半。
如果和四川的另一条重要支流岷江比较，就可以看出沱江来水的先天和后天不足。岷江有雪山融水作为相对稳定的水源，而沱江来水仅依靠几万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积，既少，且严重分布不均。简阳市水利局介绍，下一场大雨就可能占了整年流量的70%-80%，而枯水期沱江江面严重萎缩，甚至接近断流。同时，沿岸城市的发展，又急需不断从江中调水。以简阳鸡公山提灌站为例，据当地水利局介绍，枯水季节，一个大型提灌站每秒钟就要从沱江调水30吨。而沿岸的引水灌溉渠道，更是不计其数。
污染越来越重，而来水量却越来越少，沱江环境极度危险，终于在2004年春天一触即发。
被发现的污染事故
2000吨纯氨氮泄漏沱江，影响百万人停水近4周。一位环保官员告诉记者，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排，单单这次被曝了光
2004年3月2日，位于成都下游的简阳市，查出沱江江水氨氮超标竟然有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并上报四川省政府。由此，当年国内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事故拉开帷幕。
事实上，川化集团在那个春天的被发现、被查处，在某些人看来，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事故发生在最枯水的3月，揭发出来的事实是，川化第二化肥厂违规技改，造成2000吨纯氨氮，在2月11日到3月2日这长达3周的时间里，泄漏沱江。
如果川化在污染两周之后，就发现了自己的疏漏，并及时改正，那么这次污染是否永远不为人知，或者成为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谜？
2007年8月12日，川化集团环保科一个科长在面对本报记者时，仍然对当年媒体的报道耿耿于怀，他问，为什么单抓住了沱江？
一位成都市青白江区环保局的副局长告诉记者，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排，单单这次被曝了光。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站长吴东明说，以前也动不动就死鱼，但是这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污染程度为此前所罕见。氨氮超标50倍，根据以往经验，监测站马上检查亚硝氮，发现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值。亚硝氮不在地表水标准之内，但这是一种强致癌物。
时至今日，很多人对记者谈及当时影响百万人近4周的停水事件，似乎仍然近在眼前。所有公务员都被安排了找水任务，纯净水销售一空，从宜宾
之后，沱江经历了漫长的休整期。沿岸经济效益差，却疯狂排污的小纸厂、小水泥厂被大量关闭。所有地级以上市都投资建设了城市污水处理厂，大企业被限令减排。地方政府加倍小心，因为一死鱼，就会变成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所以沱江干流全面禁止网箱养鱼。
根据四川省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沱江干流水质，现在丰水期基本能够达到三到四类，支流水质仍然较差，比如釜溪河、绛溪河等仍然是劣五类。
舍近求远跨流域调水
不饮沱江水，成为沿线大小城市的共识。但跨界引水引发的困扰很多
沱江污染事故之后，沿岸城市争先恐后放弃沱江水，另辟新的水源地。
这种担心，可以用简阳市环保局副局长林忠斌的话来一语代之，“你去数数，沱江沿线有多少个大型企业，就明白了”。林认为，舍近求远，新辟水源已成为必需。
张家岩水库，最初是作为简阳河西地区的灌溉水源，而在2004年污染事件之后，简阳花费5000万巨资，修通了张家岩引水工程。从此，这个背靠龙泉山的水库成为了简阳市区14万人口的第一饮用水源地。
张家岩水库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简阳人打通了龙泉山隧洞，引入来自东风渠的岷江水。2006年的水源地普查表明，简阳张家岩水库水没有达标，出现了有机污染。
“但有机污染比无机污染更容易处理”，林忠斌认为，所以不能忽视引水的重大意义，他说，至少相对更稳定，不用时时刻刻担心沱江上游的问题。但沱江的取水口仍然保留，只有在张家岩出了问题时，才调沱江水。
水源的稳定性，成为了继水质之后的第二项重要指标。正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性，那些曾经依赖沱江生存的城市，纷纷舍近求远，且渐行渐远，许多跨界的引水工程由此产生。比如资阳从简阳老鹰水库取水，自贡在内江威远境内取水。不饮沱江水，成为沿线大小城市的共识。
但跨界引水引发的困扰很多。威远境内长沙
而内江也远未完成不饮沱江水的目标。2005年，内江引入？飨？河水，对外宣布自己结束了不饮沱江水的历史。但根据水利局介绍，这条枯水期不到一个单位流量的河流，还根本不能供应整个内江市用水。据说，现在是把这条河调来的水和沱江水混在一起送入水厂。将来，要等待双河口水库建成后，沱江水才不会进入内江的自来水厂。
消化系统类癌症高发区
越往下游走，工厂越多，癌患越多。根据医生的会诊经历，对比30年前，门诊和住院人数都增加了10倍
在釜溪河流域，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自贡、富顺，早年参军体检时，都必须把肝功能指标放宽。在当地环保局，记者得到了证实。据说，上世纪自贡直接用釜溪河水作饮用水源时，自贡肝功能指标确实偏高。因为盐井多，氯化物含量偏高，自贡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高裕君介绍，所以外地人喝不惯自贡自来水，觉得水里像放了盐。
沱江的历史，就是四川的历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沿江县市就开始了用柴油机抽取沱江水灌溉饮用的历史。源头金堂、下游简阳鸡公山都有大型提灌站。所谓提灌，就是用柴油机把江水抽到一定高度，再随着落差灌入农渠。
在翻过龙泉山之后的四川盆地，为寻找水源，距离沱江更远的县市，不得不通过延绵数百里的提灌工程，引入沱江水。引水工程的重要性，竟然可以改变区域的行政区划，1975年完工的石盘滩沱灌工程，就使原属于宜宾专区的隆昌县改归内江市管辖。
近代，这条四川的母亲河，开始变得暗淡。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未结束时，周克明，当时的简阳人民医院医生，内江市卫生局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曾组织过一次癌症死亡调查。1973年，内江还管辖八县时，简阳人民医院还是唯一设有肿瘤科的医院。当时，周克明曾组织全县医务工作人员到简阳作癌症死亡回顾调查，发现临近沱江的养马区、城关区、平泉区，肿瘤的死亡率是稍远的平泉区、贾家区的2倍。
与这个癌症死亡率对应的是对亚硝酸的调查，亚硝酸是早已被医学界证实的强致癌物质。80年代，环境部门监测出沱江流域亚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况的30倍。到了2000年，发现超过正常情况的110多倍。到2004年沱江污染的时候，亚硝酸超过正常情况的130多倍。
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周克明突然意识到沱江区域癌症高发和亚硝酸之间的关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再做沱江流域的癌症普查。而根据医生过去30年在各市的会诊经历，癌症患者是逐年增多。对比30年前，门诊和住院人数都增加了10倍。
沱江沿线还出现了一些集中的癌症村，比如简阳简城镇的民旺村。这个流域的癌患，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肝癌患病率偏高，而这些消化系统的癌变，医学证实和亚硝酸盐存在一定相关性。
越往下游走，工厂越多，癌患越多，周克明说，沱江流域，已经成为了国内癌症的高发地区之一，而根据科学研究，癌症发生中环境因素占85%.
筹建中的石化基地计划沱江排废
自2004年以后，沱江全线进入减排期，并且走上了微弱的平衡轨道，但这是一种危机四伏的平衡
而记者走访沿线，发现几大城市对于沱江的担心，不仅在于沱江的现在，还在于它的未来。在这个流域，还将继续兴建大型工业项目，很多人不约而同谈到的，是位于彭州的80万吨乙烯和千万吨炼油厂工程。
彭州石化基地位于沱江上游的平原区，这是一个计划总投资200亿，将带动无数石化下游行业，拉动四川GDP1%的巨无霸项目，目前已获审核批准。在2005年正式启动之后，基础建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记者今年夏末在彭州北面曾看到，一条新建的石化大道直通建设工地，工地现场，一根两车道宽的隧道正在被挖掘中。这将是一条长度达65公里防渗暗管的开端，它的末端，将到达沱江的源头金堂。项目的环评结果这样描述了这个工程的污染程度，“以当前国内排水先进水平估算，初估建成后每天排放废水约12万吨，因此要求废水排放的受纳水体要有较大的稀释和自净能力”。
“所以，我们才要挖管子直接送到沱江，沱江水大”，在彭州采访期间，当地环保局副局长王锐强调，水是要处理达标之后，才排过去。
然而，以沱江劣五类的支流，脆弱的干流，它的容量能不能形成“较大的稀释和自净能力”呢？
可以对丰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沱江分别做个估算，根据记者在内江市水利局查找到的水文资料，在2007年8月17日这一天，沱江金堂三皇庙水文站的流量，是330立方米/秒，是彭州石化项目1.4个流量的237倍。根据内江市水利局介绍，沱江全年70%-80%的水流量都集中这个丰水季，但丰水期只有2个月。
而枯水期长达10个月，在最枯水的冬天，沱江接近断流，可以卷起裤筒走到江心。根据去年春天的枯水期记录，三皇庙在2月下旬末只有10m3/s的流量，相当于排污暗管水量的7倍。到了中游资中段，记录流量为22.5，相当于排污流量的16倍。
也就是说，在枯水季节，石化废水在沱江的排放，相当于在沱江支流绵远河、湔江、石亭江，以及来自岷江的青白江、毗河之外，新增加了一条特殊的支流，这条支流全是石化基地排出的废水。但达标排放并不代表安全。
如果对比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地表水标准，就可以看出，在枯水季节，单是一个石化基地，很有可能让沱江在源头就被彻底污染。以石油类污染物为例，100mg/L达到一类排放标准的石化废水，要稀释到污染严重的五类水质，也需要被稀释100倍。
“不管怎么样，全省要减排，如果沱江上多了这么一个石化项目，那么就要通过关停别的项目来腾出容量”，四川省环保局工业处处长甘晓英给出了这个解决方案，但她和沿线的环保官员都承认，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关停了许多小企业，沱江沿岸工业要再减排，重点就只剩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城市生活污水收集，不仅困难，而且有限。
8月的丰水季节，内江市西林大桥下，江面平静宽阔，冰凉清澈。附近是内江冬泳训练队的基地，在沱江干流的简阳、内江、富顺沿线，可以看到傍晚很多人到河里游泳，在沱江污染事故之前的几年，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可想象的。
简阳市水利局毛章奇，对沱江水质恢复情况表示满意，沱江干流上水电站很少，他说，所以水质恢复比其他河流更快。
自2004年以后，沱江全线进入减排期，并且走上了微弱的平衡轨道，但这是一种危机四伏的平衡，随时可能被一个庞然大物打破
中国水危急之三：11年治污难解太湖水污染"死结"
原文标题：11年治污难解太湖“死结”
由“苏南模式”发展起来的化工企业、水污染中的地方保护、日渐式微的民间环保力量、缺席的污染权转移机制等，共同制造了太湖“癌症” ，正一点点消失的鱼米之乡，成为被垃圾和癌症包围的村庄
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但原来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随着领导车队的离去，午夜钟声敲响，灰姑娘变回了原形，化工厂的轮子继续运转，污水照样排放
78岁的周铁村老党支部书记陈夕忠说，过去有一个老师写人民来信，政府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她。 “你会写信啊？对你就是不客气的，不让你凶。在这些乡镇，村民和企业老板、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村民的举报往往石沉大海又或者招致报复，民间环保力量日渐式微。” >>>南都电子报
太湖已成上万化工企业废水池
专题统筹：南香红 喻尘 采写：《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 龙志 网络支持：腾讯
6月1日,大面积污染的太湖水面。特派记者韩一鸣摄
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如果把太湖流域视为人体的话,太湖就像上海
今年夏天，无锡太湖蓝藻暴发事件震惊全国。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自2001年起，太湖开始年年暴发大面积蓝藻，而这也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问题。过去11年中，政府累计投入370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现实是，湖泊越来越脏。
蓝藻危机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中国七大水系中，26%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与人体接触会导致危险后果，或者已“丧失基本的生态功能”。此外，在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国家环保总局认为有7个湖泊也已经达到这种污染程度。国家环保总局警告称，过去10年中，即使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的地区，水质也在恶化。
在正一点点消失的鱼米之乡，在被垃圾和癌症包围的村庄，在林立的烟囱和埋藏在地表层直通湖岸的排污管道包围下，在渐渐捕不到鱼的餐桌上，水污染的恶果向我们一一袭来。
那个写在歌词里的美丽太湖还能回来吗？
“化工之乡”造假迎视察
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但原来———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80岁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何全生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那一幕。
2001年9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
化工厂已经停产，一条清澈的小河横穿小镇南北，河中有鱼，岸边还坐着两个垂钓的老者，怡然自得。
何全生老人目送了领导车队的远去。2007年7月27日，他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6年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导演了一场戏，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随着领导车队的离去，午夜钟声敲响，灰姑娘变回了原形，化工厂的轮子继续运转，污水照样排放。如今，周铁镇180多条村级河道已经混浊，发臭。而这些河道均通向太湖。
71岁的宜兴市政协委员邵大平在一封检举信上，详细列举了那次造假的7种措施：一是临时让化工厂停工；二是启动污水处理系统，平时是不运转的；三是把所有有问题的原材料都放到仓库里；四是在工厂门口的河里放生石灰中和；五是在小河道的上游筑坝，抽干水，淘尽污泥，然后注入干净水源；六是买200公斤左右鱼苗，在领导人离视察点还有10多公里时放到水里；七是安排两个老头在河边钓鱼。
正是在这一年，太湖蓝藻开始大面积暴发，到现在已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难题。而这个离太湖不到一公里的小镇，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却是全国闻名的“化工之乡”，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着太湖水质。
6年前的这一幕，为过去11年的太湖治理工作增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今年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中央高层的重新审视给这个饱受污染之苦的小镇再度燃起希望。黄昏的周铁镇，何全生住在河道边上的小巷里，如今这里住的都是和他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搬出去了，远离臭水。夜幕降临，老人们不开灯，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凳子上。炎热的晚风夹着河面的腥臭味，掠过这条残破、安静的老街。
蓝藻背后的危机
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太湖成了成千上万个化工企业的废水池
太阳还未升起，热气已经逼进渔港。离5月份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过去2个多月。
一切看起来都已平息，无锡城内的自来水开始供应正常，尽管色泽偏淡黄，喝起来漂白粉的味道还是太浓。
7月25日早上，渔民单菊永父子解开绳索，一台22匹马力的捕鱼船，将他们送到太湖10公里外的水域。一根根虾浮像针芒一样插在湖面，船在两米宽的航道上左右摇晃。
按照1998年的规划，整个太湖湖面的养殖面积要压缩到1.5万亩。但无锡蓝藻事件暴发后，被曝光的太湖围网养殖的真实面积近20万亩。
超规模养殖使渔民和渔业管理部门均从中获利，“每亩水面的养殖证70元，超标的每亩则收取280元。”
对于湖泊而言，这无疑在慢性自杀。养殖业是太湖重要的污染源，据保守估计，它对整个太湖总磷总氮的“贡献”率在15%左右。
在单菊永拔出一根虾浮后，一个由竹篾、茶木枝、尼龙网交织的错综复杂水世界显露出来，湖水停滞，发臭、污浊，自我净化能力大大削弱。
太湖正在衰老，“肉眼是看不见的，”单菊永说，“看得见的只有蓝藻。”在船驶向水岸时，水面像泼了层绿油漆，黏稠的浮游物漂在水上，被船犁开后，又迅速覆盖。从空中来看，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正被这条绿飘带死死束缚着。
蓝藻暴发，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的富营养化。蓝藻改变了湖水单一色泽，却危害巨大。除了酸腐臭味，这种藻类生物还跟鱼类争夺水中的氧气，导致鱼类死亡；其产生的毒素，令环太湖周边城市的饮水水源无法饮用。
然而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以乡镇企业为经济主体的“苏南模式”发源于无锡等地，在苏南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时，宜兴周铁镇也因化工企业突起，曾被誉为“化工之乡”。
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开始大发展，周铁镇上到处都是小化工的厂牌，大约在1995年前后，数量达到顶峰。”
官方资料显示，2004年周铁镇化工厂总计为330多家，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根据江苏各地今年公布的资料，无锡全市化工企业目前接近3000家，苏州市2200多家，常州
无一例外的是，太湖成了这些化工企业的废水池，所有工业污染物———处理的，或是没处理的———都往太湖排放。至今无法估算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到底瞒了多少，因为工业企业在30年前我国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之时，就是一本理不清的账。
一位政府官员说，一直以来太湖上游受益、下游遭殃的格局正在改变。太湖污染已呈现“一体化”趋向，环太湖各方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水污染中的地方保护
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哪怕带来的是污染。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何全生认为，邵大平的举报信道破了一个天机。在治理污染这件事上，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家乡镇企业，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
“要考察政府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从政协委员组成就可以看出，”邵大平说。周铁镇群众反映最激烈的银燕化工厂老板孙立平，是镇人大代表，宜兴市政协委员。“现在市里、镇里的情况都差不多，大约有70%的委员都是富人。”
何全生说，“工业的产值和效益远远大于农业的，所以，下层干部就会不惜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哪怕是污染。”让何全生感到愤怒的是，镇干部基本上都在宜兴市区买了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周铁镇的水再怎么臭，也不会影响到这些官员。”
2005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在一次抽查中发现，30%多的企业存在非法偷排行为，而宜兴地区就有多家化工企业被查出有偷排行为。太湖局将抽查结果通报了各地的环保部门，至今尚未有回复。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解释，太湖局对偷排行为没有处罚权，“我只能把发现的问题通报当地政府，如果他们不管我就通报给他们的上级政府，还不管我就报告中央，中央总可以管他们了吧？”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些污染企业大部分是私有企业，又不能上缴多少利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远不如对环境的破坏大，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他们？”
“污染保护主义”贯穿于从企业建立到污染致害，最后引发冲突的全过程。
今年3月，宜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周铁中队副中队长冯旭东，在对周铁镇某化工厂进行环境检查时，已经发现该厂管理不规范，有抛洒滴漏现象。4月26日夜查时，又发现企业偷排放的污水超标，超标排放污水的COD值达到1400，仍不采取果断措施，导致企业持续超标排污。
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尚处于“水危机”风口浪尖之时，宜兴当地部分企业仍然在顶风作案。6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无锡蓝藻重灾未除，企业排污不断》显示，位于太湖西侧的宜兴周铁镇一些企业仍然直接向太湖排放污水，画面触目惊心。
6月6日，无锡市宣布了对包括周铁镇镇长吴旭、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陈忠强在内的5名官员的行政处分。他们成了此次影响巨大的无锡“水危机”事件中，唯一一批被追究责任的官员。
消弭的民间环保力量
所有的治理方案中，都忽视了村民监督这一项。“村民举报往往石沉大海或者招致报复，民间环保力量日渐式微”
“现在不好说，你们不要来找我，”陈法庆在电话里说。这个曾自费在《人民日报》上以“农民陈法庆”的名义刊登环保公益广告，之后又首次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的民间环保“奇人”，在2005年11月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表示要“以农民的名义拍案而起”。
2003年12月12日，陈法庆向杭州
流过余杭的东苕溪是跨杭州、湖州两市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杭州市的饮用水源，但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生活饮用水和地表水的污染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溪边采矿企业的污染、东苕溪航道里运输船舶的污染、溪边农民生活生产污水污染等。
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也承认，在环保问题上，我国还缺乏法律监督。比如，我国缺乏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往往法院不予受理。
陈法庆给国务院和浙江省9个部门写信要求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一个部门明确答复。
为此，他撰写《环境污染、法律无奈———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立案审理的建议》，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环保总局等5部门上书呼吁。
面对现实，环境专家认为，政府除了要动员更多的百姓和执法部门一起治理环境，也要为理性维权提供制度空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事不关己，也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精神。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管理学教授吴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污染的治理仅仅依靠政府执法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依靠企业家的自觉更是缘木求鱼，现行制度设计必须为日益高涨的痛恨污染的民众情绪提供理性的宣泄渠道，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可谓正当其时。”
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表明，环境信访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猛增加：到2005年，环境来信数量超过60万封，为“八五”期间的2倍多和1995年的10倍以上。据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有关官员的介绍，在该省，环境信访自1996年起已经连续多年被列为全省“大信访”中的“热点问题”。
但在数字之外，南京
78岁的周铁村老党支部书记陈夕忠说，过去有一个老师向上反映，写人民来信，政府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她。
“你会写信啊？对你就是不客气的，不让你凶。”陈夕忠说。
张玉林教授说，“在这些乡镇，村民和企业老板、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夹杂在各方利益之间，村民的举报往往石沉大海又或者招致报复，民间环保力量日渐式微。”
谁在污染太湖
行政隶属上的分割局面，导致太湖的治理与保护一直处于无序状态。国外上游污染，要对下游补偿，但中国现在还没有
2001年11月21日凌晨，嘉兴300多群众用船只和机械，开始他们自己组织的“零点行动”：沉船筑坝，封堵边界河道麻溪港。
江苏、浙江两地群众在各自地界内挂起大幅标语，嘉兴方面的标语是：“为了子孙后代坚决堵住污水”“还我一河清水，还我鱼米之乡”。而河另一边的江苏吴江挂出的标语则直言：“公然违法断水堵航天下奇闻”。
断河行动的背后，是江苏盛泽和浙江嘉兴两地长达10年诉讼的跨省河流污染。
从1993年起，全国丝绸印染行业开始突然向盛泽集中，当处在下游的嘉兴严格治污时，盛泽却成了污染者天堂，完全没有治理的污水每年以9000万吨量沿地势向嘉兴涌来，2/3排进了京杭大运河。
五年的发展，盛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内最大的印染基地，盛泽官方统计的印染行业年产值达10亿，而嘉兴累积渔业损失5000万元，众多村庄必须行船10里才能取到饮用水；直接受灾人数15万人，80万人饮用水受污。
嘉兴方面多次与江苏各级政府交涉，但盛泽排污行为始终未见减少。最终导致6年前的11月21日凌晨，300多嘉兴农民断河一幕。
盛泽与嘉兴的10年纷争，暴露了地方政府之间协调机制的缺失。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
苏州市政协主席冯瑞渡认为，太湖生态环境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固然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机制方面的问题。太湖水面涉及苏州、无锡、常州、湖州等市，这种行政隶属上的分割局面，导致太湖的治理与保护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太湖治理还涉及多个跨区域的部门，如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等。但太湖流域管理局不是权力机构，除了从事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以外，监控权、执行权十分有限；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则隶属江苏省，根本无法控制太湖围网养殖的面积和规模。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我们国家没有污染权的转移机制，比如太湖，常州是上游，无锡是下游，常州污染的污水到了无锡这边，无锡深受其害，但常州不取太湖的水，所以他们可能觉得不关我事。但是在国外就不允许，国外上游污染，要对下游补偿，这就是污染权转移机制，这是法律的保证，但中国现在还没有。”
这位称“‘引（长）江济太（湖）’只能短期应急，不能根治太湖”的学者，也是无锡蓝藻危机专家应急小组核心成员。
污染在转移
无锡“水危机”后，周铁镇政府试图用清理搬迁化工厂来亡羊补牢。但对于太湖而言，这仅仅是一次污染转移，或者说，太湖流域的污染要向洪泽湖或巢湖转移了
冯启明的化工厂在公路边，看起来普通而老旧，每一年，这里生产超过1亿元的化学产品，同时，工业废水也从工厂里源源不断流入1公里外的太湖。
这里戒备森严，唯一的大门由专人24小时看守。这个夏天，冯启明大多数时候不在厂里，和周铁镇许多化工厂老板一样，他已到苏北滨海县投资建设新厂。
“过去几年，周铁镇已在努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引进了一些机械制造和轻工业项目。”根据周铁镇宣传委员陈庆丰提供的数字，化工占全镇经济总量比例已从1998年的85%下降到现在的40%左右。
无锡“水危机”后，周铁镇正在进行一项“关停”行动，当地政府试图用清理搬迁化工厂来亡羊补牢。镇上的一些化工企业纷纷外迁，其中苏北沿海连云港和盐城交界处的响水、灌南、滨海为主要的目的地。
但对于太湖而言，这仅仅是一次污染转移，或者说，太湖流域的污染要向洪泽湖或巢湖转移了。
当地政府官员证实，有的地方政府招商人员甚至跑到宜兴市环保局来了解哪些企业将被淘汰。
在冯启明的化工厂门口，三名穿白衬衣的年轻男子，前来询问，这里是否准备关停？他们自我介绍的身份是“安徽阜阳
一名姓张的工人笑着说，“这段时间，经常有人来问，并许诺可以提成。”
周铁镇早期的工业模式在苏北、安徽等地得到复制。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说，“像安徽某县在环保方面开出的条件是，你只要把污水排到我们的下水道入口，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而这个县同样也在太湖的上游。”
四年前，在周铁镇与群众积怨颇深的银燕化工厂转到苏北开厂，当地政府批了700多亩田，而化工厂老板摇身一变，居然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
而江苏沭阳，已经开始要承受苏浙淘汰化工转移带来的阵痛。7月2日，苏北小城沭阳县饮用水源污染，超过20万城区居民度过了40多个小时的吃水困难时期。沭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公平表示，这是来自宿迁上游的过境污染水团进入新沂河沭阳段而造成的。
沭阳“水危机”后，江苏急调洪泽湖清水稀释沭阳水源地污染。一位江苏官员说，因为沭河的污染问题，连云港市正面临着饮用水源瓶颈，目前的高速发展恐将难以为继。
2007年11月2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环保厅等部门日前相继出台文件，要求从源头上治理污染，严防污染企业向苏北欠发达地区转移。
该文件称：针对一些产生废气、废水的化工企业打算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搬迁的情况，江苏省政府明确，要提高苏北地区新建化工项目的准入门槛。新建化工项目只能进入符合产业定位、通过区域环评、经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通过的化工园、化工集中区或集中点。
治湖的前景
无锡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和苏北里下河地区，被认为是江苏省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两个地区。“如果再不加控制，太湖就会像癌症病人一样”
在单菊永的船开回渔港时，时间已是正午。整个上午毫无收获，他把从湖底网上来的酒瓶、衣物、一只女鞋……丢入水中，却始终没有捞到超过两根手指头大小的鱼虾。
他一直想把那个写在歌词里的家乡告诉给8岁的孙女，却迟迟张不开嘴，“我跟她说，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她信吗？”
如今，再唱这首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文觉得是种讥讽。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和《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宣称“2010年前基本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湖区生态系统转向良性循环”，现在看来基本已不可能实现。
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统计，环太湖地区每年有5.4亿吨工业废水，3.2亿吨生活污水，未经妥善处理就排入河道和湖泊，每年往湖河倾倒的居民生活垃圾达5万吨。村庄被污水和垃圾包围着。而生活垃圾的处理，基本上无章可循。
2007年7月12日，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介绍，我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千湖之省”湖北的1000多个湖泊已锐减为300多个。
蓝藻俨然成了破坏水体的一大杀手，今年以来，太湖、巢湖、滇池蓝藻提前近一个月次第暴发，随后，南京玄武湖出现了蓝藻造成的“黑水”现象，贵阳
在中国共计900余个淡水湖泊中，已富营养化或处在富营养化过程中的湖泊，比重已占到85%以上，“三湖”甚至不算最濒危的湖泊。
环太湖周边的乡镇，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但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种植水稻的历史已将近一万年的鱼米之乡，正在一点点消失。调查表明，1990年前后，苏南有50万亩稻田，到2003年仅剩下17万亩。除了日益高涨的“圈地热”，农田水污染也是主要原因。
“早在1991、1992年左右，周铁镇就因为水质的问题出现过死秧苗的情况。”何全生说，“许多村民不吃自己家种的粮食，他们虽然不懂但知道，这米是有毒的，不好吃了，吃起来像‘雪花膏’的味道。”
当地一条污染河流漕桥河，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赵其国院士检测过，漕桥河两岸产的稻米中含有120多种致癌物质。
根据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资料，无锡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和苏北里下河地区，被认为是江苏省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两个地区。
许多人，像单菊永、何全生这样上了年纪的村民，对江南水乡的怀念永远停留在小时候。村周围的小河条条都是清澈见底的。淘米、洗衣、洗碗筷等，用的都是村后小河里的水。河里的水不但能灌溉、吃喝用，还养活了水中的众多鱼虾。
“在江南水乡，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会游泳，也没地方去游泳。”何全生说。
如今，在周铁镇的路口，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厂相邻而建。“规划中的主管道10公里，我们已经建成7公里，”污水处理厂法人代表严庚说，“一期工程可以处理60%的生活污水，以及40%的工业污水。”
然而秦伯强对此并不表示乐观，“如果再不加控制，太湖就像癌症病人一样，要变成一潭死水。”
“不敢说太湖能不能变清，但是10年、20年的治理周期是至少的。”
●上期标题：《沱江“劣五类”之困》（详见南都电子报www.nddaily.com及各合作网站相关专题）
●下期预告：一个孕育了生命与文明的高原湖泊正在死去。与城市的经济发展一样迅速，她变成了一潭浓稠的臭水。二十多年前，治理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但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更多的污水流入了湖中，滇池，一个湖面对一个城市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欲望早已不堪重负。
中国水危急之四：城市发展搞死云贵高原最大湖泊
提要：云贵高原最大湖泊滇池，曾经是一个美丽之湖，然而随着城市盲目发展与扩大，滇池已经伤痕累累。这期间，主管昆明城建的副市长落马了，为了“保卫滇池”，公民张正祥倾家荡产四处告状…
倾家荡产四处告状，采石场终于封停，但随后而来房地产开发和高速公路建设却让张正祥感到无力，正像滇池，面对着它北面不断膨胀的人口和欲望。
■新闻背景 滇池之病 滇池属于半封闭性湖泊，地表无大江大河注入，由于滇池位于昆明
滇池是昆明惟一的纳污水体，主要污染源为城市生活污水，滇池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占云南省总面积0.78%的地方却集中了全省4.5%的人口，9.8%的农业产值，82%的工业产值，40%的大中型企业。目前，滇池最好区域的水质只能维持养殖和工业用水，现已检出有机污染物72种，其中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的物质12种。夏季滇池水面84%被藻类覆盖。如今，滇池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达到60%。根据国外的经验，一个国家和地区用水超过水资源量的20%时，就可能出现水危机。
2007年2月，云南昆明滇池。湖面上漂浮的蓝藻和沿岸正在冒烟的工厂。本报记者 韩一鸣 摄
张正祥滇池湖畔的小屋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卢斌 摄
58岁的张正祥每天的必修课是绕湖巡查。他一如既往地“誓死保卫滇池”，一如既往地孤独穷困、债务缠身且遭人嫉恨。这个小学都没上过的富善村村民认为滇池被污染的同时权利也被污染了。“以污治污，越治越污。”
秦大妈坐在通往滇池的大清河入湖口处用扳罾捕鱼。这里2004年6月底建成湖滨首块规模化人工湿地，但秦大妈对其处理污水能力并不认同。 卢斌 摄
昆明未来发展蓝图：一湖四片规划布局图
2003年提出的“现代新昆明”发展战略，以滇池为中心，实施“一湖四环”工程，建成东西南北“一湖四片”的城市区。20年后，昆明城区面积将从现在的180平方公里发展到460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450万人，计划到2020年把昆明建成“东方日内瓦”。滇池将成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的城中湖”。
滇池,在都市膨胀中重病缠身
超负荷的脆弱生态遭遇城市扩张雄心，“开发优先，环保置后”带来治污困局
专题统筹：南香红 喻尘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斌 网络支持：腾讯
张寿进入漂满蓝藻的水中，就像进入绿色的油漆，虽然早已习惯了腥臭的气味，但他还是不停地挥动双手，尽量荡清身周的湖水，随后慢慢俯下身子，腿一蹬，拘谨地游了起来。
这个60岁的昆明海口
滇池污染的现状，对张寿以及其他湖边村民的影响，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过去的二十多年，湖水虽然越来越脏，但农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打工比打渔挣钱，卖地比种地钱来得快，污染甚至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每逢太阳很大的时节，渔民们一大早就出动，划着船为有关部门驱赶蓝藻，这样干一天可以得到70元工钱。
在上游那个天天是春天的都市里，污染更是在长年累月的媒体报道中成为常态，上年纪的人兴许偶尔会怀恋滇池水煮饭的香味，但年轻人更关心汽车与流行音乐，因为他们对滇池的记忆是干燥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滇池就已被严重污染不能游泳。
诗人于坚说：“世界竟然如此荒诞，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无力的滇池，膨胀的城市
胡星主持工作期间，一个“构筑东方日内瓦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决策被提出，然而这个未来“东方日内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质目前依然是劣V类
让张正祥最兴奋的事莫过于接受媒体采访，他穿戴整洁，夹着皮制公文包，不像一个农民，更像一个干部。张正祥每天的必修课有点类似张寿，但他耗费体力的方式不是下湖锻炼，而是绕湖巡查。一大早就离开堆满环保资料的破旧小屋，饿了吃馒头，渴了喝浇花水。
在西山区乃至昆明市，张正祥的名气都不算小。几年前，他为保护滇池与官员和老板们“殊死搏斗”关停采石、采矿场的事迹就被广泛报道，先当选“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后又获“昆明好人代表”殊荣。
如今，58岁的张正祥依然偏执、倔强，一如既往地“誓死保卫滇池”，一如既往地孤独穷困、债务缠身且遭人嫉恨。这个小学都没上过的富善村村民，谈起滇池便沉浸在一种悲愤中，他认为滇池被污染的同时权利也被污染了。“以污治污，越治越污。”他说话时嗓门很大。
倾家荡产四处告状，采石场终于封停，但随后而来房地产开发和高速公路建设却让张正祥感到无力，正像滇池，面对着它北面不断膨胀的人口和欲望。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滇池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方兴未艾，连排的别墅建在昔日围湖造田新生的土地上，成为社会富足的象征。
2002年，大连
让张正祥和村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在这边退出耕地让科研院所种上昂贵的植物，建设据说能净化入湖污水的生态湿地，而那边却紧紧临湖大搞房地产开发。“治滇池不治水，挖田搞湿地，这有什么科学性？”这就是白草村的老农李顺德的认识。
2004年，滇池西畔修建高海公路，挖山采石取土数量巨大，至今仍有大量土石被倾倒在路边未得到处理。
高海公路是云南省近年的宏伟蓝图——“现代新昆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盘踞风景名胜区西山脚下，沿线是滇池湖滨生态带，全长31.35公里，投资26.77亿元。2001年9月高海公路建设指挥部正式组建，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任指挥长。
胡当时分管城建、规划，同时还担任滇池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在胡主持工作期间，昆明城区的老建筑不断消失，就如滇池中濒危的物种。一个“构筑东方日内瓦，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决策被提出，然而直到今年1月，胡星在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任上被公安部通缉时，这个未来的“东方日内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质依然是劣V类，主要监测指标中总氮、总磷超过V类水标准。
张正祥认为，修建高海公路是事关滇池治理的大事，此前不经严格勘测、设计不能施工，而有人“假冒修建公路之名，在滇池面山毁林取土”，为的是“乘修建高海一级公路的车，大搞土地违法交易和房地产开发”。
张正祥最为关心的是白草村的那片山林，因为他在那里的溪水与泉潭中发现了已在滇池里绝迹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金线鱼。他通过媒体大肆宣扬自己的发现，希望建立一个金线鱼的保护区，令他没想到的是，引来的是炸鱼和垂钓者，而修高速路时，那里的一座山几被夷为平地。
有关部门的一些人曾来看过，他们在这位民间环保卫士的带领下，穿过绿油油的丛林和玉米地到达潭边。但张正祥很失望，他们谈得更多的不是金线鱼保护区，而是退休后来此建房以享清福，有人甚至说找到了死后的托身之所。
末端治理
政府每年300万元专项经费除蓝藻；而投资过亿的底泥疏浚效果从一开始就受到环保人士的质疑：“相当于把所有东西投入滇池了，再来挖它”
今年5月底，太湖蓝藻暴发，一场水危机席卷无锡，震惊全国。6月26日，新华社刊发《滇池蓝藻再次暴发不会威胁饮用水安全》的报道，将淡出公众视野已久的滇池又推到台前。
很快，昆明滇池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局长马文森纠正新华社的说法，称以当时滇池蓝藻的范围和强度而言，尚不能称之为“暴发”，只是“大量富集”。
“暴发”与“富集”到底有何不同？双方并没对这一用词继续争辩。只是这件事令云南省环保官员们连声叫屈，只觉得受到了太湖的牵连。
尽管如此，在7月份公布的全省17个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成绩中，昆明位居榜首。
那次新闻通报会上，马文森还介绍，从2001年起，昆明市政府每年均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打捞蓝藻，包括机械清除物理措施、微生物菌抑制等生物措施及投加混凝剂絮凝沉淀等化学措施。“尽最大努力让蓝藻再少一点，让气味再淡一点，让游客和市民心情少一点沉重，多一点兴致。”马局长说。
杨师傅是海埂公园附近的渔民，他和妻子每天顶着烈日赶蓝藻。“这东西长得快，雨水一打沉下去，太阳一晒马上又浮起来。”除了能挣到工钱，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多大效果。“有一次专家来撒药，蓝藻几天后又长了起来，鱼倒是毒死了不少。”
“水葫芦疯长成灾了，我们就急急忙忙地打捞水葫芦，蓝藻暴发了，我们就投巨资进行科技攻关，治理蓝藻，这都是末端治理、单项治理的一些表现。”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杰说。他曾主持过一项关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对滇池污染影响的研究。
李杰认为，过去打捞水葫芦的做法是错误的，只因为这种植物不好看，老百姓意见大，水葫芦可以喂猪，还可以做肥料，而蓝藻的暴发是在水葫芦被打捞后出现的。“我们要尊重自然，利用湖泊的这种自救方式。”
滇管局的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共打捞滇池水葫芦82万吨，清除了重点水域的富蓝藻水1295万立方米，基本做到滇池水面无成片水葫芦漂浮，重点水域景观明显改善。
比打捞蓝藻更浩大的机械物理措施是底泥疏浚，这项工程在中国内陆湖泊疏浚可谓首屈一指。从1998年，昆明就着手对草海北部2.83平方公里的污染底泥进行疏挖，2001年又对草海中部水域进行疏浚，一期工程和继续疏浚工程疏挖总量640万立方米，投资过亿。目前开展的二期工程，将清出滇池污染底泥340万立方米，经初步估算，用载重5吨的大卡车拉，至少得装60万辆车。
底泥疏浚的效果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从一开始就受到环保人士的质疑。“这也是末端治理，最花钱，相当于把所有东西投入滇池了，再来挖它。”云南一名环保组织的负责人说。
花钱管粪便却放过化肥
昆明市财政预算安排3500万元在流域推广生态卫生旱厕，已建成的5万多座大多荒废。相反滇池流域是我国化肥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公顷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23公斤
天空中飘着小雨，秦大妈戴着草帽坐在绿油油的水边，等待着水面下鱼儿游进网中。她捕鱼的器具叫做扳罾，在20年前的大观河两岸随处可见，如今没人再用它在这条通往滇池的臭水河中捕鱼，仅留下一座雕塑，把渔人鼓起肌肉拉起扳罾的景象凝固在时间中。
使用这种渔具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对66岁的秦大妈来说不再话下，毕竟现在能捞到的鱼不如从前多，更没有从前大。
她捕鱼的地方位于大清河入湖口，大清河的水并不如其名，它是昆明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这里2004年6月底建成湖滨首块规模化人工湿地，是示范工程，利用生物技术每日最大处理污水量3000立方米。
“这是哄鱼呢。”秦大妈说，“前两天下大雨，黑水冲进湖里一两里。”此前有专家提醒，湿地处理污水能力有限，而生态过程的建立、发展需要足够的时间，不能期望它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实施的各项治理工程中，最难被沿湖农民理解的是生态旱厕。为防止周围农村的粪便流入湖中，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从2005年起，昆明市财政预算安排3500万元，在流域推广生态卫生旱厕，目前已经建成50856座。
但是，这些厕所几乎无人使用。有的被废弃长出了青草，有的堆满了杂物，还有的被改成了洗澡间。白鱼口村农民高水银家的生态厕所倾朝一边，墙壁开裂。“这样的质量，哪个敢进来解手？”高水银说，当时每户出160元，剩下的财政补贴，统一由政府安排工程队来修，后来包工老板说亏本，没完工就停了。如今，他家旱厕唯一的用处就是养鸡养鸭。
“粪便自家浇田种菜都不够，哪个会倒进滇池？”高水银想不明白，相反，村里家家户户洗澡洗衣的废水，通过沟渠直接排入滇池中却无人来管。
为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在流域内推广平衡施肥，控制农药使用，推广“榕风1号”秸秆还田6万亩。有数据显示，目前滇池流域是我国化肥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全流域的化肥使用量每年已达到3.9万吨，平均每公顷达98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出723公斤。
位于滇池东岸的斗南，是云南乃至全国最大的花卉市场，有着“花乡”的美誉。然而，为了让这些娇艳的鲜花能短期内开花，博得大都市中的红颜一笑，花农们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灌溉花田的水取自滇池，最后又排入滇池，土地和湖水污染严重。
由于花卉产业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发展与环保的矛盾在这里显得尤其尖锐，问题因而容易被人回避。
规划失控，生态失控
当政府陶醉于建设“世界最大城中湖”的“现代新昆明”发展蓝图时，却发现，一直以来超负荷运转的滇池生态系统成了拦路虎
滇池从300万年前诞生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沉积，只是过去几百万年的沉积速度，远远赶不上几百年城市发展造成的衰退。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攻陷南诏人于8世纪建立的拓东城。中亚贵族赛典赤·赡思丁成为云南第一任省长，同时也成为了干预滇池自然进程的始作俑者。
元代开始，云南首府从洱海之畔迁到滇池之滨，昆明的发展就以牺牲滇池为代价。古滇池湖水面积到13世纪、人类向滇池要粮涸湖造田之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为今天滇池的4倍。到上世纪中期，古人共围湖84.4平方公里。
规模最大造田运动始于1969年，那年冬天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在“敢叫日月换新天”口号鼓舞下，让临湖7公里至海埂的大片草海永远消失在欢呼声中。此后，断断续续的围湖进行了20余年，竟令滇池水面积减少了30.6平方公里，地质史中的一瞬间，9%的水面连同其中的鱼虾被活埋了。
张正祥没上过一天学，但他却得益于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认识了汉字。天天背诵毛主席语录，让这个孤儿不得不学会查字典，以至于今天能够写出饱含专业术语的报告提供给前来采访他的媒体。
对于在滇池旁兴建疗养院、度假村的风潮，张正祥恨之入骨。他认为滇池的补水主要来自于地下暗河，并找到了证据，而这些开发会使滇池的生态补给被切断，让母亲湖加速滑向深渊。他带着媒体记者探访暗河，但几篇报道仅仅成为一时的噱头并未引起专家和官员们的重视。
“他们不敢承认暗河的存在。”他说，“因为暗河一旦被有权有势的人承认，那么现在进行的许多开发将被勒令停止。”实际上，对滇池湖滨史无前例的开发刚刚开始。
2003年5月底，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昆明召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飞向了四面八方”。在这个名为“昆明市规划与建设现场办公会”的会议上，云南高层提出了建设“现代新昆明”发展战略。以滇池为中心，实施“一湖四环”工程，建成东西南北“一湖四片”的城市区。20年后，昆明城区面积将从现在的180平方公里发展到460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450万人，滇池将成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的城中湖”。
滇池的污染负荷中，城市生活污水占一半以上，比例最大。自1992年以来，流域户籍人口以每年1.7%的速度递增，而暂住人口从1992年的25万，仅到2000年就达100万。1980年流域人口156.8万人，滇池水质III类水；1990年流域人口185.7万人，滇池水为IV类水；至2000年217.7万人时，为劣V类水。
很多昆明人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便利，冲洗汽车或摁下抽水马桶水闸时，高原明珠脆弱的脊梁上就增添了一根稻草。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昆明滇池保护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段昌群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历时两年多完成《滇池流域城市化进程与区域生态经济容量的变化特点》这一课题时发现：“在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中，其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滇池流域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长期以来一直是超负荷运转。”
云南省的一位环境专家说，“城市发展必须按滇池湖盆的承载能力来考虑规模，人不应该集中在这个盆地发展，应该分流。”他指出，滇池治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划失控，规划的法律约束力散失”。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开发优先，环保置后”，人口快速增长，使城市排污也快速增长，治污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污染的速度，“还是一个先发展再治理的过程”。
在“现代新昆明”的规划过程中，昆明市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规划方案征集活动，邀请了数家“对城市规划建设有独到见解的国外知名设计单位”参加，“征集旨在通过引进世界优秀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国外城镇建设的先进经验”。
南、西新城概念规划国际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陈秉钊教授曾表示，作为拥有43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目前昆明的人口已达到260万，占全省人口的5%，“这个比例显然太低了”。中心城市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昆明人口超过500万是可能的，这在城市规划时必须考虑到”。
去年，监察部出台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造成污染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要想遏制污染恶化势头，首先要建立环保问责制度，一定要追究政府相关人员的环保责任，特别是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责任。”
今年年初，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气、尽最大的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治理滇池污染。会上白恩培还说，要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上下共担责任，共同努力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开年的一次会上也表示，要坚持生态立省和环境优先的思想。
在年中的“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启动仪式上，秦光荣又说，要通过发展来实现更好的保护，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全面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同时发展。
此前一年，中国房地产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滇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昆明人心痛。当政府把‘构筑东方日内瓦，建设现代新昆明’这个蓝图绘制完成的时候，才发现一只拦路虎——滇池如一条深深的鸿沟横亘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无法跨越。”
调金沙江水冲洗滇池？
昆明市的生活水价现已高至2.8元每吨，“滇中调水”工程总投资超490亿元，提出从数百公里外引金沙江水冲刷滇池。有专家指出：“这么高的成本谁来买单？”
谈到治理，云南省的环保官员总会拿日本的琵琶湖作为参照，“人家花了近30年的时间，投入资金185亿美元才治理好，而我们1993年至今仅投入了47亿多元人民币。”一位官员如是说。
上面提到那位云南的环境专家认为，滇池治理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资金和技术，“日本人治理琵琶湖是严格按照城市发展和湖泊保护的战略规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而且他们的地下网管做得很好。”
他指出，治理滇池重在治理污染的源头，即截污。昆明现在最大的是，老城区的网管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清(雨水)污分流，建筑、街道拥挤，煤气管、电缆管、供水管等地下盘错交接，“环保的空间很少”，分流制的截污管道已无从下去，现在进行的城外分流仍有操作问题，分得不彻底。
另一方面，新城区按照规划突飞猛进，并未真正做到“环保优先，先下分流制排水体系，再搞地产开发”，“这边还没有控制住，那边又不停发展，不要说新城，老城现在都还治不了。”
上月24日，新昆明规划中的呈贡新区迎来的第一批“居民”，云南师范大学的1600多名新生入住位于这里的大学城。大学城的排水网管虽然已经铺设好，但市政府还未搬到呈贡，据专家介绍，市政管网还没有跟上。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来昆明时告诫云南省官员：“昆明海拔这么高，滇池是掌上明珠，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工业要注意保护环境，污染了滇池，就会影响昆明市的建设。”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滇池周边开始了大规模的磷矿开采。
30多年后的今天，滇池虽经治理，水质却滑入了劣V类，人体不能接触，昆明人丧失了最大的水源，不得不到外流域找水。
与此同时，云南高原的第二大湖泊洱海，历经10年治理，总体水质已连续3年保持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基本上告别了蓝藻暴发的困扰。而就在4年前，洱海与滇池一样，大规模暴发蓝藻，水质下降到Ⅳ类。专家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洱海处于下关市区上游，而滇池与琵琶湖一样，恰恰相反，处于城市下游，被称为昆明的“化粪池”。
昆明人民比无锡人民幸运得多，今年3月25日是值得他们永远记住的日子，这天国内最大城市引水供水工程——历经10年，总投资39.4亿元的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通水。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表示，掌鸠河工程的通水，结束了昆明人喝滇池母亲湖湖水的历史。
紧接着，上月29日，又是昆明人难忘的一天，当掌鸠河工程正式向春城供水7个月后，另一项庞大的引水工程——清水海供水工程及水源环境管理项目正式开工，这一工程的实施同时还标志着“滇中调水”工程的正式启动。
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云南省人大代表都会提交关于“滇中调水”的建议，充分表明“云南人民对‘滇中调水工程’的迫切愿望”。该工程总投资预计超490亿元，提出从数百公里外引金沙江水冲刷滇池。
在今年9月11日云南召开滇中调水恳谈会上，《滇中调水工程建设规划》的方案首次披露，其中最佳方案是丽江
中国经济时报刊登文章指出，这个被选中的方案，水源点坝址地处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龙蟠乡。事实上，这个坝址正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规划方案中龙头电站虎跳峡大坝所在地。“这样一来，2003年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滇中调水工程’，与上世纪90年代通过规划审批的金沙江水电开发工程，在敏感地区虎跳峡会面了。”
“从那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只会用于最稀缺的地方，不可能冲刷滇池，不然这么高的成本谁来买单？”云南省的那位环境专家说。
掌鸠河引水工程总投资中有14.34亿元的日行贷款，昆明市的生活水价现已经高至2.8元每吨，按原计划本应在今年7月1日提至3.2元每吨，但政策因故暂缓，至今未执行。目前，云南省政府对掌鸠河工程的运行实行公司化运作，并谋求上市融资，偿还巨额贷款，从而减轻市民水费负担。
除工程成本外，中国经济时报那篇文章指出：单纯靠调水冲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洗完滇池的水还将流回金沙江，对其下游用水造成不利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云南省政府高层领导明确表示，取水点还需要综合考虑淹没耕地面积、移民人数、生态损失、社会经济效益、防洪、投资总额等因素进一步比选。
“如果每一条进入滇池的河流都变清，那么滇池就变清了，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上述那位专家说。
清水海工程开工的第二天傍晚，张正祥按照惯例巡视完滇池后，一个人回到自己位于湖畔的小屋。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地上、床边、柜中，包括皮箱里都是有关滇池的资料。
在滇池之畔生活了近60个春秋，张正祥见过大观楼长联中的滇池，也见过现在的一潭臭水，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美景止于文字，如今他老了，而滇池几十年的苦难让他痛心疾首。
在滇池水质没有根本好转的今天，张正祥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具备多少专业知识，而是在于他总是独自战斗，这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张正祥甚至有时觉得滇池就是他的，一个人，一个湖，一座城市，这为被常人当做“疯子”的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我没有后路，只能这样下去，除了保护滇池我什么也干不了。”这个生长于滇池边的农民不停地说，“滇池得了绝症。”
中国水危急之五：荒漠化威胁三江源长江正源面临断流危机
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沱沱河快没水了。”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沱沱河干枯的河床裸露着，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原来可以游泳的河段已经干涸露底。荒漠化威胁三江源
干旱、鼠患频袭，长江黄河源头地区环境正迅速恶化，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科研环保滞后，生态退化真相仍不明了。
7月，雨季，沱沱河干枯的河床上一条黄毛狗在奔跑，不见宽广河面，不见奔腾的河水，大地被烈日灼烤，裸露的河滩将水流分成几股向东远去。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桥北是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桥南一块警示牌字迹清晰，上面写着：“水深危险，严禁下河。”
“沱沱河快没水了。”在沱沱河镇开餐馆20年，马老板从来没见过河水这么少。去年暖冬，几乎无雪，到了今年盛夏，虽然雨水比往年多，但是一落下来就渗入地下，形不成地面水流。“往年水最大的时候，河水可以漫过公路桥啊！”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干旱正在高原上蔓延，马老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从可可西里到各拉丹东，从当曲沼泽到巴颜喀拉山，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鼠类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连片的沙漠吞噬着大地。最新统计表明，近十年来，青海的湿地水域总面积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下降了21.4%，达68.34万公顷。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正迅速恶化，长江黄河之源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
草场退化 鼠类猖獗
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鼠类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
屋外，寒风凛冽，鼠兔在啃噬草根；屋内，火炉里燃烧的牛粪噼噼啪啪作响，火光映红了宏伟的脸庞。“我们不养羊了。”宏伟说，“羊啃草啃得厉害。草场一年不如一年，过去草高过膝盖，如今不到一指高，周围原有的十几户都搬走了。”在约古宗列放牧20多年，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草原，小女儿就在10多公里外的“黄河源头第一小学”念书，宏伟不愿搬走，但他又无法漠视一天天变小的河水，时常为将来的生计发愁。
宏伟的家到源头骑摩托仅半小时车程，这里地属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麻多在藏语中是“黄河上游”之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恶劣，人烟稀少，2001年被规划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约古宗列湿地保护区”。
夏季，前往源头的路并不平坦，车子在泥地中艰难行进，紧随一场大雨的是一场冰雹，再往高处走，蚕豆大的雹子又变成片片雪花，而此时，东部平原地区的居民们正在30多度的高温中大汗淋漓。从前在这里骑马草可以打到马镫，如今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大面积的草场退化成裸地，当地人称“黑土滩”。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和野牦牛再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窜来窜去的鼠兔。
鼠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人鼠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黄河源石碑周围鼠洞遍布，一条溪流宛如白色哈达从洞穴间穿过流下山去，很难相信从这里流淌出的是五千年的文明。
牧民们对这些破坏者恨之入骨，因为它们不仅啃食草根，而且掘洞翻土造穴，优质的草场很快寸草不生。据2004年的统计，整个曲麻莱县的鼠虫害面积达到133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8%，平均每亩土地的有效洞口达29.4个。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近15年来平均每年发生面积为545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达350万公顷。约古宗列盆地是鼠害的重灾区。
图桑，魁梧的东巴汉子，据说是麻多乡最好的司机，每年要开车载人到源头十多次，他对鼠兔顽强的生命力印象深刻，“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鼠的规模赶不上它们繁殖的速度”。
至今，曲麻莱县在灭鼠这一项目上已经花费了1138万元，但效果并不显著。天空中的鹰，原野上的狼以及草中的蛇都是鼠的天敌，在大面积使用化学灭鼠药剂之后，它们的数量大为减少。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乡，人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站在电线杆上的老鹰，当地人意识到鼠药的副作用，已经开始转向采用生物灭鼠——在草场上设置鹰架，但这种方法的成效还有待观察。
“老鼠们已经上山了！”曲麻莱县委书记仁青才仁在一次会议上对干部们说。过去，鼠类仅在平地上活动，而今，平地上的草已被吃光了，气候变暖，山上没有从前寒冷，它们于是往高处侵袭。
仁青书记一直想寻找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灭鼠，他认为目前的做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旱獭的皮毛就很值钱，可以利用这一点调动牧民的积极性，他甚至提出捕活鼠运往广东，因为那里的人爱吃野生动物。
县畜牧林业局局长才仁宫保对灭鼠有自己的认识：“治理黑土滩，灭虫灭鼠，不如人工降雨，关键还是缺水。”沼泽草场原来是没有鼠类的，现在干旱后，也时常发生鼠害。在才仁宫保的记忆中，1996年是雨水最多的一年，那年的鼠害也最小。他分析，“雨水将老鼠淹死了，鼠类繁殖受到抑制”，相反，“越干旱，老鼠越猖獗，土壤盐碱化越严重”。“气候变暖才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他说。
尽管目前对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主因还存在争议，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天气越来越热。
“中华水塔”在荒漠化？
气候变暖使高原冰川消融加快，“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连续3年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
今年，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导演的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影片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但当气候变暖从预言变为现实、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南极、北极时，他们却忽视了“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真相。
近年来，曲麻莱县居民明显感到气候发生了变化，每个月的气温都要比1971-2000年的平均值偏高1℃左右。温度偏高，地面不会长时间积雪，过去在三四月份常常遭遇的雪灾，如今很少出现。曲麻莱曾以风大出名，民间流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现在仅在春季吹上十多天。
据曲麻莱气象局的监测，2006年7月23日，该县出现了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当日气温高达24.9℃。尕才局长在这个冷季长达9个月，年均气温仅-2.4℃的县上工作了21年，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接下来的25天，天空中没有落下一滴雨水，牧草在仲夏提前荒芜。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最敏感的一块皮肤，中国8成以上的冰川盘踞于此，随着气温的逐年升高它们正在快速消失。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蒲健辰等专家在2004年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近百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虽然出现过两次退缩减缓甚至小前进阶段，但总过程仍呈明显退缩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温，使高原冰川末端在近几十年快速退缩。
大胡子杨欣与他创办的民间环保NGO绿色江河，曾在青藏公路旁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目前他们正展开一项官方科研机构未曾想过的工作，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就这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3年到母亲河第一滴河水流出的地方立标，想借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江源地区的生态。
“以我们的实力，只能做5年。”杨欣表示，最后他们将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杨欣对长江的关注起源于20年前。1986年6月，全世界球迷正为墨西哥世界杯狂欢，一群中国青年却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沱沱河，令他们热血沸腾的不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是完成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漂流总落差5400多米的长江。这一年，共有3支探险队到达了长江入海口，10名队员献出了生命。
小资情调弥漫的今天，长漂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符号，与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同走远。但当年的科考探险为今后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激进行动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使革命年代一贯坚持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受到质疑。当年的长漂队员，有多人之后都从大自然的挑战者变为她的守护人，杨欣就是其中之一。
与昔日的队友杨欣不同，地质学者杨勇没有任何组织，他是一名体制外的专业环保人士，但又挂着一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头衔。和杨欣一样感触甚深的是，杨勇20年后再回到长江源头冰川时，被正在发生的一切震惊。
杨欣到冰川打桩，每年都会路过距源头两公里处的沱沱河，第一年从冰面上过去，第二年车把冰压塌，第三年彻底没冰了；而杨勇2006年夏季到达姜古迪如冰川时发现，与20年前的照片对比，冰川退缩了二三百米，而冰舌前端的冰塔林几乎完全消失。
“冰川消融加快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杨勇认为，不仅长江正源沱沱河，而且南源当曲也主要靠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滋养。他预测：照此下去，江源水系的分布格局可能会改变，甚至令源区河流失去补给，导致“中华水塔”走向荒漠，最终形成与可可西里荒漠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戈壁相连的干旱区和沙漠带。
两个藏族小伙子坐在干裂的河床上，长江源头支流之一的楚玛尔河段已经断流。“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
黄河源头草场退化严重，随处可见的老鼠洞大得可以插下啤酒瓶。生态移民的苦恼
373户牧民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格尔木市郊，青藏公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藏式平房列队站开，来自黄河源曲麻莱县和长江源唐古拉山乡的373户生态移民居住在这里，这是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浓重一笔。整个移民项目计划投资6.31亿元，保护区1/4的人口(约17.5万人)将迁出，牲畜减少1/3。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牧民们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移民村里常能见到藏民们将沉重的液化气罐往家里搬，一罐70多元是笔不小的开销，冬天则要以每吨360元的价钱买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们使用的是免费的燃料——牛粪。
“这里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钱，原来都是自家产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这里，他觉得国家给的每户每月500元补助远远不够，“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几口也是500元。这点钱仅够我们买蔬菜和粮食。”
移民村管委会主任南夏也为村民的生计发愁，积极想办法让他们出去打工。“但是我们的人劳动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个人的活三个人都顶不上。而且很多人汉话说不好，交流成问题，女人则多数连听都听不懂。”如今管委会想了一个办法，在办公楼下开了一个小工厂，搞起“特色产业”。他们请老师培训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后作为旅游商品卖给游客，据说将在青藏铁路的火车上销售。
过惯牧区生活来到城市，要学习的事情很多，包括卫生习惯。虽然家里有厕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乡的一些移民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最终又跑回了牧场替亲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乡多秀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搬进新房不到一年，家里墙壁就出现了裂缝。他说，移民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自来水，一天只能接两次。“国家的政策好是好，但执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没有压力，城市里还是不错的。”尕老师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个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学念书。他说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读书才搬下来。妻子旦珍措却怀恋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长出来了，花儿开了，而现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围都是荒漠。
争论和忧虑
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不同声音。有环保者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青藏铁路开通后，“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条从曲麻莱到不冻泉的三级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车可能会改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因为其穿越的是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站在离不冻泉不远的大桥上，流过桥下的楚玛尔河使人震撼，由于流经之地广布红色砂岩，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鲜血一般在苍茫大地上铺开，天边是雪白的昆仑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积裸露、干裂，如同血迹，十分扎眼。牧民说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是长江的北源，它与正源沱沱河及南源当曲一起最终都汇入通天河。目前关于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的研究存在多项空白，而楚玛尔河与当曲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在2006年的科考中，杨勇看到的楚玛尔河源区是一片沙漠戈壁，一个个浅水湖被沙地包围，在阳光下闪烁，湖的四周凝结起盐壳。受黄沙侵袭的还有沱沱河，甚至连水量最大的当曲，河口也出现了沙漠条带。
杨勇的所见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同，目前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最近有媒体称，三江源地区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场的压力减轻，草地植被覆盖度增加，已经呈现恢复态势。更可喜的报道称，“千湖之县”的玛多，前些年4000多个湖泊有半数以上干涸，但近两年至少有两成以上干涸的湖泊又恢复了旧貌。而这些全都得益于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关于三江源草场生态恶化的成因，气候变化加人为破坏共同使然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还是人为是主因却存在着分歧，其中过度放牧现象在多大范围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
“牧民们将草原还给大自然，当他们一年后回去一看，竟然认不出自己的草场了，生态恢复得很快。”曲麻莱的一名干部这样描述生态移民的成效，但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有这样的经历。“鼠害依然严重，草场变化不大。”尕才仁老师说。
“青藏高原气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个(放牧)过载说明不了问题。”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投资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护就是盲目的。”
对于现行的一些生态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杨欣表示还要观望，但他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20年前，青海玉树街头景象令他难忘，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女人拿着木桶卖酸奶，而今，高头大马变成了放着音乐的摩托车，盛着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踪影。“原来靠草原，现在还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头羊就能换取，可现在有了更多的消费，100头羊已经不够了。”
青藏铁路开通后，源源不断运进藏区的不仅是成千上万大都市的游客，还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传统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过度放牧，杨欣还对高原的垃圾担心，因为广大藏区缺乏处理垃圾的意识和技术。
在杨勇看来，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种朴素的文化，他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基于科学的认识”。
采金者的破坏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目前采挖并未完全停止
青海省社科院受政府委托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报告，认为人类活动是草场生态退化的主因，对人为破坏的分析，杨勇的看法与该报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在现在的牧民头上。”他说，“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生态的破坏，如今后患依在。”
据《曲麻莱县畜牧志》记载：1974年全县牲畜存栏突破百万大关，跨进全省“牲畜百万县”行列。1985年是全县畜牧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但就在该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灾，牲畜损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灾又让全省畜牧业遭遇重创，此后至今全县牲畜数量就再也没恢复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现在全县牲畜49万多头只。而在牧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生态退化最为迅速的时期。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提到，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数量实际上与1957年相当，且大牲畜所占比重和出栏牛羊的体重均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单位牲畜占有草场面积增大，但消耗的草量却在减少。那么过度放牧是否减轻了或不存在呢？报告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草场的产草量同时也在大幅下降。
这一点曲麻莱的仁青书记深有感触，“过去够牛羊吃一个月的草，如今一个礼拜就没有了，牧民被迫一个礼拜搬一次家，只好把贵重物品埋在地下，做个标记，过后再取。”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既然过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纪初牲畜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生态退化依旧加剧？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
上世纪末的黄河源区，采金者的帐篷连绵成营，贪婪的锄头四处挖掘，有钱的开着拖拉机运金沙，没钱的就用簸箕抬，草原变成了工地，满目疮痍。“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鼓励青海东部农民来这里采金。”仁青书记说。
据统计，仅1985-1987年涌进“黄河源头第一县”的采金者就有6万多人。这些外来金农吃饭睡觉都在野外，砍伐树木做饭取暖，他们不仅破坏了草场，而且破坏了林场。如今，在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道路旁，还可以看到当年采金给大地留下的硬伤。2000年以来，青海各级政府加大了执法力度，大范围的采金基本消失。
“采挖并未完全停止，而且过去用的只是锄头，现在用的却是大型机械。”麻多乡乡长图才说，“在大场那边，‘中加公司’挖了好几年，说是勘探，不知道挖什么，只是将石头一袋袋往格尔木运，一座山挖四五十个洞，最深的300多米，有的牲畜掉进洞里死掉了。”
中国珠宝网上的一条报道称，1996年-2002年，青海地质调查院在曲麻莱县大场展开金资源勘查，发现金矿体28条，测算资源量80余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自2004年开始，该院与加拿大英特-赛特公司合作在大场金矿外围找矿，发现三条矿带，圈定金矿体11条，初步估算金资源量18吨。
牧民们说，采挖者不只“中加公司”，还有人开着悍马进入源区。“最近，他们甚至将目光瞄准了神山。”图才的眼睛中露出惊恐，“灭鼠灭鼠，最该灭的是这些人，老鼠一年啃的不如他们一天挖的多。”
科研滞后，真相懵然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气候变化是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
曲麻莱居民的印象中，县城周围有小溪在大规模采金之后溪流消失了，此后黄河源头没水喝成为了一个荒诞的事实。人们开始打井且越打越深，有井的人家每天都将水箱灌满用拖拉机拉着沿街销售，至今依然如此。每桶水5毛钱，约28市斤，而在广州，一吨自来水的价格是1.32元。最近，国家拨款250万元解决县城的吃水问题。仁青书记说，工程开工后，一些枯竭的水井又突然有水了，同时一些有水的水井又没水了。“原来80%的山谷都有水，现在80%的山谷都没水。”干旱仍是禁采后曲麻莱面临的难题。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排除气候变化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其主要根据是：自1960年以来三江源地区气温明显上升，降水量虽下降但幅度不大，气温与降水量的协调程度无明显恶化，所以气候干暖化趋势尚不十分明晰，气候变化对植物覆盖度的影响“应该不大”。
报告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指针——蒸发量。曲麻莱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去年的蒸发量相比30年前(1971-2000)的平均水平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对于降水量，青海省气象台针对三江源地区1956-2006年的降水分析表明，近50年来，该地区的年降水呈减少趋势，从1990年代开始，又进入一个降水偏少期，约以每10年0.7%的速度减少。这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近50年来的年降水强度在增强，但降水的日数在减少，4-9月的无降水日数趋于增长，河流和植物生长受到影响。曲麻莱过去没有听说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而现在时有发生。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专家通过对三江源区1982-2000年植被指数的监测与分析发现，该地区植被指数对降水的变化并不是很敏感，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暖使当地原生态植被不能适应越来越暖干化的气候条件，是造成近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沱沱河水文站的余丁楷对目前的一些现象感到迷惑。“冰川退缩了，可近年沱沱河水量并没减少啊！”对于今年河水少，他解释，主要是因为冬天没怎么下雪，所以这个夏天即使降水很好，河流水量却不会增多。“但现在不减少，不意味着以后不减少。现在不加大科研力度，将来如何面对？”
余丁楷每年都看到一队队人上源头科考，“大家一窝蜂地上来，却没有明确的分工”。在他看来，这更像“游山玩水”。一位冰川专家今年6月份刚到过长江源考察生态，被问起考察有什么成果时竟然说：“我是陪记者上去的。”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这一点令杨勇非常焦急。“目前缺乏系统的、多学科的研究，科研没有走到前线提供足够的成果来支撑决策。”杨勇最害怕的是“错过了时机”。
余丁楷的看法与杨勇不谋而合，“基础性研究是迫在眉睫，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普查，但现在都没有落实，目前的监测布点不合理且手段落后。”余丁楷说，他们的关于长江源头的一些资料还是由民间人士杨欣提供的。
杨欣则苦笑着说：“专家们的设备比我们还落后。”
中下游“该做点什么”
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仁青才仁的话语中带着不平。相比黄河尾的山东东营48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曲麻莱县财政收入仅180万元。“连一条藏獒的价格都没有。”东部地区近年的发展速度让这位西部腹地县委书记感慨。“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坚决避免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上马，守着金矿不挖，守着虫草不挖，很多想挖的企业来联系都被拒之门外。”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发展与保护是摆在曲麻莱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作为三江源保护的受益者，仁青书记认为，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省份“应该做点什么”。
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开始实施被称为“中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号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经测算，“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而目前有很多项目因资金不够影响效果。文章提出，中央需要加大对三江源地区的专项补偿额，同时应仿效国外的做法，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住在黄河源头附近，宏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生态一天天恶化，问及将来的打算时，他回答：“只希望国家赶走那些挖金子的人，帮助我们消灭老鼠。”说完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而此时，离宏伟家不远的黄河源石碑顶部，雄鹰将巢筑在了上面，寒风中，一只雏鹰蜷缩在巢里瑟瑟发抖，下面的碑铭刻着：“美哉黄河，水德何长！继往开来，国运恒昌。”
“中华水塔”三江源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200米(一说为4800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长江水量的25%、黄河水量的49%、澜沧江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区之一，是我国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来，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十分脆弱。
水危机系列报道六：黄河最大支流之死
●哺育了关中文明的渭河集纳了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成为黄河最大污染源之一●其下游城市渭南在污染和缺水的常态中习以为常，水生存状况堪忧
专题统筹：南香红 喻尘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李军 摄影记者 韩一鸣 网络支持： 腾讯 电子版>>>
陕西渭南渭河南岸某村庄，两个玩耍的孩子和用污水渠灌溉的庄稼。水是乌黑的，尽管浇水前用试纸测酸碱度，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
发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在陕西，她的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以及80%的GDP——她同时成为了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她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渭南市正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它中部的渭河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东大门”。
在经过上游宝鸡、咸阳和西安
如果说全球水资源人均拥有量是一个5加仑标准桶，那么中国人均拥有量就是3.78升；到了陕西关中地区，这个人均量就变成500毫升的瓶装水1瓶多。
缺水和污染，在渭河下游的这个城市已成为令人麻木的常态。
2006年6月的一个早晨，陕西渭南市南京
她给自来水公司去了一个电话，询问对方水质是否出现问题。自来水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天旱，水源地沋河水库的水量持续减少，造成水草露出水面大面积腐烂，影响了原水水质。但水厂已经采取措施，水是安全的。
江楠记忆中，事实上，水质异常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然而，同样住在南京街的刘阿姨却没有注意到这次事件——尽管她记得从1980年代的5毛一吨，已经涨到现在的两块八一吨；她在感叹物价上涨的同时抱怨水里的水垢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不得不把水里黑色的沉淀物过滤了才能用。
2007年初夏，再次大旱让沋河水库的水量岌岌可危，水库有效库容一度只够供应城市用水一个多星期。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看着附近洗浴中心熠熠生辉的招牌，市民黄女士疑惑地对记者说：“渭南缺水吗？”
渭南的普通市民并不知道，寻找水源成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在官方的许多报告和工作调研报告中，“水瓶颈”已经成为一个惯用语。
和很多城市一样，这个大多数人拿着千元左右工资的城市，很多居民已经不喝自来水，最热门的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个著名泉眼命名，装修舒适的茶馆是本地消闲场所的主流之一，人均消费仅20元左右，声明用的是从中心城市邻近的华县深山里运来的泉水。
尽管“水危机”这个词的直观想象，总是失控的城市和抢购瓶装水的市民；但当危机并未爆发，由于城市在公共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和相关信息的不公开，让人们很难感觉到水的匮乏和危险。水源减少和水质变差成为老生常谈，一切显得事不关己。
关中文明源于渭河的冲击荡涤，渭南历史上人文鼎盛：从大荔猿人到沙苑、龙山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古长城残垣到隋唐时代的帝王陵冢……这里也是史家司马迁、隋文帝杨坚、诗人白居易、杨贵妃、名将郭子仪、名相寇准和杨虎城将军的故乡。然而今天的渭河，却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一条叫沋河的污水渠
沋河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它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两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
城市东南郊，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不到半亩的水池边，密密地挤着三四十根钓竿。大家一片肃然，只有浮子上的荧光和偶尔几个烟头在闪动。
除了水源地沋河水库，市区附近已经没有自然的水面可以垂钓。
行者经常到这里来钓鱼。“行者”是他在本地志愿者论坛上的名字，业余时间，他是那里积极的组织者。这10年，他慢慢发现，城市周围水面在减少，水变得肥浊，这样的水让鱼变得迟钝，不爱咬钩。
他开始把对环保的关注引入他们的论坛，但能够做的，只能是懵懂地寻找水质变差的原因：寻找企业向河流偷排的排污口。这个工作不算庞杂，渭南市区只有两条河流：渭河和沋河。在地图上，这两条河如同蓝色的飘带，后者轻盈地从东南向东北，最后汇入横贯城市北面的前者。
但“行者”在路上看见的与地图大异其趣。沋河位于城市水源地沋河水库的下游，但因为用水吃紧，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水库不放水，它的河床长满荒草。除了水库闸缝里流出的一小缕清水，它的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从鱼塘这段往下走，一处挖沙场已经让河水断流，变成挖沙场的几个水洼。挖沙场下游，医院、炼铁厂的废料堆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污管，给河流贡献了成分不同的径流量。进入城市的沋河公园区域，为了创建卫生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在荒烟蔓草的宽阔河床中间修筑了一条两米左右的水泥渠，好让这条深绿色、臭烘烘的径流看起来体面一些。经过公园之后，沋河穿过村庄和庄稼地奔向渭河，在一面“渭南是我家，创卫靠大家”的砖墙后面，一股更大的生活污水突如其来地汇入，沋河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
渭河和沋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非常重要，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的大部分的饮用水源，就依靠这两条河流的激发补给。
每天缺水2万吨
地下水位一直在降的同时，地下水水质污染也日趋严重。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原总工程师戴全宝还记得1960年代，当自己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青时，渭河除了泥沙很大，还很干净，可供生活饮用，鱼虾很多。他仍然记得上班路过涨水的渭河，用随身的大塑料文件袋装了整整一包鱼回家的情形。
不过那个年代，人们不需要利用渭河作为水源。在1990年代以前，城市的地下水足以满足城市生活所需。
一位渭南自来水公司的老员工介绍，在1970年，自来水公司的前身“自来水排”建立的时候，渭南是只有数万人的县城，而现在却有了32万人口。1990年左右，最老的“西水厂”不能满足城市需要，于是加建了东水厂。
整个1990年代，每年的7、8、9三个月的用水高峰，是自来水公司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年都要应急增加两到三眼井。”自来水公司从1987年的13眼井发展到1997年的30眼井。人们发现地下水位一直在降低，每年井中的水位要降1米，旧的井不得不废弃，新的井再打出来。水量变化的同时，地下水水质也逐渐有变化：先是浅层水发黄不能再用，“如今只能用中层水和深层水，一部分中层水也被污染了。”
供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管网末端以及城市南端的台地，水一少，就供不上。必须建新的工厂来满足用水需要，但这时，地下水指望不上了。作为计划经济的遗留，单位自备井也仍然是城市供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的井的眼数数倍于自来水公司，其抽水量至少是后者的两倍——事实上更难于控制和估算。这样合起来，城区一天被抽取至少13万吨地下水，而城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每天10.54万吨。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1999年，南水厂开始建设，只能与1992年开始建设的渭河化肥厂项目共享沋河水库地表水源。在好的年份，这样的共享相安无事，而一有旱情，就捉襟见肘。
譬如今年入夏以来，旱情严重，沋河水库水位严重下降，城市用水告急，“市政府每天早上都打电话来问呢”，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5月份，引水管已经开始裸露，到6月，库容只剩下40万立方米可以用。水库只好调低了城市供水的取水口，同时，渭河化肥厂不得不停下了数条生产线。6月初的记录显示，水库日流量仅为3456吨，而这个流量，仅仅相当与南水厂平时日供水量的一半不到。
旱情紧绷直到6月下旬，雨季开始，数十公里以外的秦岭山脉中，作为城市新开发水源的涧峪水库开始蓄水，并立即开始为城市应急供水——这个时候，涧峪水库工程并没有完工；但化肥厂焦虑的生产线已经不能等了。
渭南市的一份政府研究报告显示，城市每天供水量与需水量之间，仍然有2万吨的缺口。缺水，也许意味着很多市民过的是西南京街的刘阿姨这样的日子：家里马桶水箱的龙头从来没有打开过，卫生间永远都有一个桶里盛着家里人用过的几乎所有废水，留着冲厕所。洗脸水用来擦桌子，洗菜水如果不太脏，可以拿来洗第一道碗；洗衣机里洗第一遍衣服的水正好接出来洗拖把；漂衣服的水可以拿来拖地板……或者像城市东南李家堡附近的数百名居民一样，因为在老化的管网末端，只能一天两次等待应急水车的光临。
这也意味着城市剥夺了属于农业的水资源。在城市东南郊的沋东灌区，4800多亩土地，自尤河水库向城市供水，已经多年得不到充分灌溉。渭南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主任金瑞杰解释说，水法规定，水资源的配置原则是：居民生活用水优先，接下来才是工业，最后兼顾农业。
同时，那也表示无法完全释放出来的产能。“项目要来，计委和水利部门要先做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报告，首先要确定水在哪里。”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地下30米内的潜水均被污染
过境的黄河与渭河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
中国缺水的四种主要表现——时间性、地区性、工程性和水质性缺水，在渭南都全部具备。事实上，水质性缺水，是中国大江南北的通病。
金瑞杰说：“我们的客水利用还不够。”但回过头来，两条最大的客水——黄河与渭河，现在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
而城区的地下水，地下30米以内的潜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而筹备北水厂的最新勘探资料表明，几乎所有潜水中铁、锰均超标2到3倍和5到8倍，占取水量的80%以上。摄入铁过量会导致铁中毒；而锰的生理毒性比铁更严重，锰及其无机盐类，在我国《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中被列为极度危害物质。即便无法确定对健康的伤害，锰也会带来麻烦——就在7月下旬，陕西的榆林市就因为水管内壁上的二氧化锰大面积脱落，榆林市约10万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突然变成了“黑水”。
1995年到2005年，沋河水库上有一个人声鼎沸的“洋洋水上游乐园”，木船和游艇四处穿梭，“农家乐”遍地开花，水库的水一度出现石油类、水银、酸碱度和生物耗氧量常年超标的现象。
而2005年后，水库逐渐门禁森严：竖起了不准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警示牌，围起了栅栏，不再允许附近村民洗衣服，并禁止钓鱼等活动。水上乐园和上游的采石厂、造纸厂被取缔。尽管这是一个二级病险水库，但水利部门仍希望通过加闸加坝，充分利用这离市区最近的地表水源。
沋河水库现在已经达到3类水标准，生态也逐渐恢复到十几年前的宁静。正午的阳光下，草丛散发着艾草浓郁的香气，大堤守候着宋画一般寂静的村郭；许久才有骑自行车的人闪过，一只在堤上踱步的雉鸡被惊飞起来。
尴尬的合作
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然而蜜月期很快过去，自来水公司每个月亏损高达百万。合作也并未解决水质问题
城区地下水开采已经饱和，而地表水量少不稳定，只能作为调剂，干渴的渭南城亟需在北部渭河的傍河水源地，建一个新的水厂，这个水厂投资需要超过1.2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10。唯一的可能就在“招商引资”。
此时正值跨国水务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水资源紧缺让他们坚信中国水价有足够的上升空间。渭南这样的三线城市市场虽然不大，但在2003年，陕西省城市水价改革正式启动。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
2004年，渭南市和法国通用水务总公司和北京
城建局一位负责人如此解释渭南方面的合作意图：市自来水公司累计负债，继续筹措资金完成水源、水厂工程建设困难重重。自来水公司制水处理设备落后，影响供水水质，无法达到卫生部2001年饮用水标准要求。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是对立的两个单位了。”自来水公司一位管理人员的话，表明与外资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合作远不如预期那么美好。
来自自来水公司的消息源表示，当初政府主导签下的合同，“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固定回报合同”。从1990时代开始，鉴于很多水务企业与外资之间的固定回报合同带来国有企业沉重债务负担，2002年，国务院曾经发文，明令禁止此类合作方式。
渭南的合作，不管实际用水量多少，每年要按照固定水价、固定用水量核算，用水量逐年提高，譬如第二年就按7万吨算。实际上，“我们根本供不了那么多水，只有四五万吨。”
而自来水公司要负责天旱的时候沿河打井；免费提供地下原水。还有一些无法预期的风险：水厂要付给水库0.27元每吨的原水费，在合同开始不久，水库就涨价到将近0.63元——这部分差价，要由自来水公司补足。
自来水公司每一吨水的成本陡然上升：从水厂买水1.38元，原水费交4毛，水资源费3毛，平均摊下来每吨1毛多的税收，再算上27%的管网漏失率，管理、维修维护成本，“一吨水的成本已经是三块多——卖一吨水亏一块多！”“以前我们好的时候能盈利；坏的时候一个月也就亏几万块、十几万，现在是每个月亏上百万。”
作为公用事业，自来水公司有它自己的历史遗产：22个吃水不花钱的城中村和高达27%的管网漏失率，而水费收费率只能达到40%——譬如，“特种行业，洗浴中心相当多，用水量特别大，社会关系复杂，有背景，没有几家交水费，即使收，也几乎没有按特行(约两倍的费率)收费的。”此外，在渭南，公用事业单位高于平均的待遇，让这些单位冗员居高不下。自来水公司曾经在1990年代后期某一年之内增加七十多人，那一年的经营状况直接转向亏损。
自来水公司方面认为通创没有履行合同：3000万两年之内要付清的租赁费，只付了1280万；原定于今年要投产的北水厂项目尚未启动：“与通创合作，主要是冲着建北水厂去的。水厂按道理今年要投产了，但现在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
合作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合作尚未给市民带来新的东西。
被预期带来更先进技术的通创的水处理工序，除了因藻类繁殖而兴建的应急活性炭粉投放装备和铁锰氧化过滤曝气池，仍然是过滤-混凝-沉淀-加氯消毒，与老水厂并没有实质差别；通创公司负责人仍然不能说清楚每天进行的化验，是化验多少项指标；自来水公司则借今年年初用户投诉菌类超标的事件，表示对水厂化验结果的不信任，正准备斥资自己建设一个化验中心。在去年6月出现藻类繁殖事件时，水厂在长达50天的时间里用活性炭粉末和高锰酸钾处理水，然而，这个过程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告知用户。
污水处理厂流出新水源
挂牌督办之后，污水处理厂总算正常运营。在生产线末端，流出了渭南市城区地面上流动着的最干净的水。这水经过中水回用工程再处理，就可以循环利用
“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也许我就对渭南的水环境没有什么认识，我也不会感到缺水的危机。”渭南污水处理厂总工程师周海平说。
从河边荒地变成污水处理厂的过程中，本来从事土木工程的周海平，慢慢对这一行有了兴趣；但他没有想到，工厂建起来之后，一波三折。
首先面临的就是停产。靠丹麦政府中国投资司提供无息贷款建起的工厂，每年还贷款就要500多万元，除去国债负担的部分，“收的排污费只够还债”。而每天机器一开动，成本就是3万多。
2006年夏天，这个“晒太阳工厂”被沿渭河考察的民间环保志愿者汪永晨发现。事情曝光后，结果皆大欢喜：渭南市政府表示负责归还债务，而每年800万排污收费全部用来维持日常运营全额用于水处理。
工厂开工后，不少企业把没有经过预处理的工业废水偷排到市政管道。工厂的设计标准是生活污水的COD(化学需氧量)330毫克/升，可进来的水达到COD1400毫克/升。污水处理系统里娇嫩的活性细菌受到冲击大量死亡，失去了处理能力，导致排出的水和进来的水一样黑臭。工厂成为污水渠的延伸。
他向所有可以投诉的部门——创卫办、城建局、环保局、纪委，都写了信，但是于事无补。直到今年4月，这个厂被中办、国办检查小组逮个正着，被挂牌督办。
“我觉得那些事情都是你必须做好的，为什么要等到别人检查你、罚你才做呢？”这个时候，周海平会想起当初他去接受设备培训的丹麦城市奥胡斯(Aarhus)，那个人口和渭南一样多、污水处理厂却遍布各个社区的小城。那里的污水处理厂不必考虑经费问题，而他们厂不得不安排二十几个人专门想方设法去收齐排污费。在丹麦他参观过一个大厂，日处理10万吨，连厂长在内，只有5个员工。而他们的公告栏显示，这日处理6万吨的厂里，已经有将近90名员工。
那是个水资源丰沛而对自然仍然保持尊重的国度，而他的小城，生态日渐脆弱。
挂牌督办之后，污水处理厂总算正常运营。在生产线末端，看着流向排水口的清水，污水处理厂生产科廖科长把取样桶里的水缓缓浇过自己的掌心，很是有些依依不舍：毕竟，这是渭南市城区地面上流动着的最干净的水。
这水经过中水回用工程再处理，就可以循环利用。污水处理厂连带的中水回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尚未投产，相关的一个热电投资项目已经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对于一天耗水数万吨的工业项目，对于缺水的渭南，这会是一个满足渴求的新源头。
污水浇地的恶性循环
莲田旁边就是渭河化肥厂的排水渠，村民们用渠水浇地。尽管有试纸，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从城里流出来的污水浇灌的蔬菜，又回到城里的餐桌
渭南的城市发展规划，已经覆盖了渭河南岸的村庄。没有时间走远的时候，行者会到西北面的村子里钓鱼。那不是真正的“水面”，只是农户在莲田里放一些鱼供游人垂钓。
环境不错，斜阳中，燕子四下低飞，蛙鸣虫声阵阵。只是现在已经无鱼可钓。莲田的主人马二(化名)和邻居们在一起在田边的水渠上唉声叹气：莲菜(藕)又毁了！
十几亩连在一起的莲田，大半叶子已经枯黄。莲田旁边就是渭河化肥厂的排水渠。自从化肥厂在附近打井建水源地，用于灌溉农田的“四支渠”就废弃了；2003年的渭河水灾又毁掉了村里的机井，浇地成了一个难题。村民们坚信，化肥厂的废水，当然是肥水。他们想出了一个有些技术含量的浇地点子。每家都买了一本“广泛试纸”——上面清楚地表示着，什么样的酸碱度会让试纸变成什么颜色；当渠水的酸碱度显示为6.5到7的时候，他们就用渠水浇地。渠高于北边的田地，每隔一米多，就有一条管子从渠里接出来，直接通到地里。水是乌黑的，如磨出来的浓墨，上面油光泛动。
尽管有试纸，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2005年马二种的是麦，邻家莲田的水渗到地里，麦子就没灌浆；去年改种莲菜，又烧了一回，只收回了本钱。虽然烧掉庄稼是家常便饭，但村民们并没有向任何部门投诉。
即便现在出事了，马二们对化肥厂也没有什么意见——电视上说化肥厂的水是达标的。他们认为庄稼被烧的事件，是因为渭南市高新区有数家企业，包括氮肥厂、油脂厂和制药厂，现在都通过这条渠排污。高新区目前还没有在运作的污水处理厂。
但这两年井水水质出问题了。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负责人说，他们知会有资质的打井公司，50米以上的地下水必须封闭，不能饮用；但在渭河边的很多村庄，村民和收费便宜的打井队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水井多在三四十米。
村里的水打上来，太阳一晒，马上泛黄；隔夜的水，水上漂一层薄薄的蜡质，看起来像动物油脂；水缸的内壁上会淤结一层厚厚的稀泥一般的泡沫状沉淀。
马二还是准备把剩下的莲藕照顾好，多少回收一点投资。卖劫余的莲藕，马二比较喜欢去市里的菜市场，只要5元一天的管理费。从城里流出来的污水浇灌的蔬菜，又回到城里的餐桌。
从马二的地沿着污水渠走出去一公里，可以看到稠乎乎的污水渠汇入流入渭河。下游南面，种植着城市中消费的粮食蔬果，中间分布着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地下水源地。
